我們已經做了這麼多民主的嘗試，我們也不乏民主的公共討論。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高呼民主的口號已經一百年了，何以我們依然沒有民主？
一、前言
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這源自於新青年們對於時代的深深不滿：在政治上，辛亥革命過後，不僅沒有實踐真正的「三民主義」，反而出現軍閥割據；在文化上，中國人還深受封建思想的束縛，最大多數人還不覺得民主是與自己有關的事業。作為五四新文化的目的之一，民主的目標是——正如陳獨秀所說——實現一種轉變：「少數優秀政黨政治，進而為多數優秀國民政治。」
然而，百年來的我們的民主實踐卻舉步維艱、成果寥寥，巨大的挑戰仍然橫亙在我們面前。
從191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中國並不缺乏實現民主的嘗試。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最先失敗了。這首先是因為胡適所依附的政治力量和知識界力量沒有推進民主的意圖，而更重要的是，自由主義的漸進式改革方案發動不了任何階級的力量，無力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對中國的統治，更不用奢談實現民主。反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探索了社會主義改造。但是改革開放讓中國又重新融入了世界市場。在慘烈的1989年學生運動疾呼民主之後，又一個三十年過去了，新中國的民主建設依然乏善可陳，甚至近年來屢屢有倒退之勢。
二、歷史實踐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程並不總是反民主的，相反，五四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與建設史上並不缺乏民主的嘗試。延安時期（1935-1948）是無產階級民主的第一次有規模的嘗試，我們可以把這個時期的民主稱為「用腳投票的民主」。革命時期的邏輯非常簡單：相信哪個政黨的主張與路線，就支持哪個政黨。歷史見證了這種投票。中共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成功，必定是建立在農民階級主動支持的基礎上。這個時期「用腳投票」最突出的證據是，一批有革命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從全國到延安來投身運動。不支持革命的，當然也會主動遠離革命。批評者非常願意把中共對思想與文化的管制追溯到延安時期，最有代表性的證據是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但是這種批評剝離了歷史的情境，對當時的青年人並不公平。延安的知識青年之所以願意反省，甚至拋棄自己的小資產階級趣味，融入農民生活並且為了勞動人民而創作，正是因為他們希望通過文藝工作發動群眾、實現自己的革命理想。他們相信，文藝工作的目的也是為了促進人民當家作主的早日實現。
然而在奪取政權之後，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還沒有真正得到解決，中共的路線問題一直「潛伏」在社會主義的建設當中。在路線與民主建設的交鋒底下，第二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文化大革命（1966-1976）——發動了。這場運動中蘊含著複雜的矛盾，一場追求無產階級民主的運動與最有封建特色的個人崇拜神奇地攪在一起，除了一批有理想的青年以外，當權派與野心家都試圖利用它。文革的民主嘗試釀成了很多悲劇，證明瞭在群眾力量尚未發展和組織起來的前提下，也即是階級民主力量還不足的情況下，已經當權的列寧主義政黨要依靠文化大革命來重建共產主義理想和內部民主是不可能的。人民民主專政走到了它自身的反面，逐漸淪為專制的藉口。
而對於專制統治者來說，文革最大的教訓是要對威脅其統治的社會變革更加警惕，這種警惕在意識形態上表現為改革開放後對「穩定壓倒一切」的極端重視。
改革開放重燃了自由派的熱情，八〇年代開放的公共輿論催生了活躍的民主討論，但同時價格雙軌制與市場化改革帶來了劇烈的經濟波動、急劇增加的貧富差距與腐敗問題。理想與現實的激烈矛盾催生了1989年學生運動。在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之際，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的《新五四宣言》提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極大地忽視了民主建設」，以至於出現了「政府機構臃腫、貪污嚴重、知識貶值、通貨膨脹等問題」。然而，運動導致了當權派對言論自由的激烈反彈。如今又一個三十年過去了，不僅學生們呼籲的民主建設沒有推進，八〇年代開放的媒體空間也消失殆盡了。近幾十年來，所謂自由世界對中國缺乏民主的批評從未間斷過，這種批評以人權問題、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政黨獨裁、勞工權利等不同的形式出現，又不斷遭到官方的反駁。
三、思想上的論戰
我們已經做了這麼多民主的嘗試，我們也不乏民主的公共討論。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高呼民主的口號已經一百年了，何以我們依然沒有民主？
從五四開始，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思想領域上一直處於競爭關係。自由主義者對中國缺乏民主的現狀提出了最尖銳的批評。在自由主義者的歷史敘事里，五四新文化運動本來是內涵豐富、包容性強的百家爭鳴，活躍的思想團結在「自由與民主」大旗下，形成了批判封建傳統的思想啟蒙運動。這種新文化運動又印著政治底色。陳獨秀提出「批評時政、非其旨也」，並不是因為不關心政治，而是因為當時北洋政府的時政徹底腐朽、已經沒什麼好討論的了。新文化運動面向國民的思想變革，希望通過自由與民主思想的普及，最終推動國家與社會的徹底變革。
然而自由與民主的思想啟蒙在中國沒能完成。批評者認為，後來迫於革命的形勢或者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一場思想解放運動變成了政治化的社會運動。1939年，毛澤東的〈五四運動〉將五四重新解讀為單一的馬克思主義愛國運動。當五四新文化被簡化成愛國主義運動時，新文化的多樣性討論就會被忽視。尖銳的自由主義者批評道，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崇拜最終導致了一個政黨的集權。
另外一些人道馬克思主義學者強調啟蒙不足導致的封建思想殘餘。八〇年代引發輿論熱議的李澤厚認為，五四以後「救亡」壓倒了「啟蒙」，所以軍隊的紀律取代了思想自由，對小農的革命動員取代了對小農思想的改造。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個人與思想的自由被抹殺了。所以，新中國的民主建設最需要補上的是「啟蒙」這一課，讓民主思想真正深入人心。
重新呼喚啟蒙，意味著新聞與言論自由，意味著個人的價值被重新承認，意味著保障人權、加強法制，意味著政治體制改革，意味著思想自由市場上的百家爭鳴。對普遍人權的信任與追求是自由主義對中國民主問題開出的藥方。
歷史學家余英時強調五四是思想內涵豐富的新文化運動，不僅混雜著各種東西方的思想傾向，而且五四人物的觀念也往往在傳統與西化之間流變，並不能被一個傳統與西化二分而簡單化。然而，沉迷於思想史細節探尋的學術研究往往傾向於浪漫化五四時代的思想紛爭。正如羅志田所說，五四的思想論戰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思索救亡道路上的苦苦掙扎。西方在理論與現實意義上都是分裂的。西方的主義分裂成了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西方列強的現實形象分裂成了需要學習的現代強國和需要反對的帝國主義列強。五四不是為了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五四是為了國家與社會的解放而需要要思想解放。
四、歷史經驗不該忘記
然而自由與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並不是想當然的事情。人人有思想上的自由、人人有民主的追求，這聽起來很美，實踐起來卻很遠。中國的自由與民主觀念如何深入人心，又如何促進民主的實踐，是當前的討論首先要面對的問題。
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是有益的，我們首先要避免是一葉障目，因為一種主義或一種批評而否定歷史上不同形式的、成功的或失敗的民主嘗試。自由主義的西方是一種傳統，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也是一種傳統。盲目同意今天的官方話語，認為五四以後革命成功的經驗就是黨的領導、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這顯然是忘卻歷史，忘卻了曾經的民主集中制是以用腳投票的民主為基礎的。但是，一味地宣傳普遍的人性、只認識一人一票的民主，卻不考慮現實生活中民主運動挑戰統治階級的可能性，又何嘗不是忘卻歷史，忘卻了建國後兩次大規模民主的嘗試？
思想上的復古顯然不是出路。鼓吹從傳統文化中獲得自信又獨立的個體的思想，往往會被殘留的封建意識形態所利用，最終被國家裹挾、成了維護當前秩序的工具。進步的主義的中心應該是要打破舊秩序的，而不是盡力在舊秩序中尋找合理性。
五、民主的新時代內涵
今天我們要重新舉起五四運動的民主旗幟、繼承五四的精神，這並不只是為了批評中國民主的失敗而發發牢騷，而是為了思索中國民主的現實出路，思索中國實現民主的現實可能性。
民主不是一種抽象的原則。在最現實的意義上，民主就是推翻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推翻一些群體對另外一些群體系統性的壓迫與歧視。所以民主精神同時關心階級的、性別的、種族的、政治的以及其他所有系統性的不平等。在這個意義上，指責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的虛偽是有道理的，因為代議制民主沒有動搖男性化的、白人為主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從這個角度才可以理解，為什麼從列寧到毛澤東都勇敢地宣稱，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不僅不矛盾，而且是真正的民主，因為無產階級代表了曾經被壓迫的大多數人。
女性主義者指責西方民主是虛偽的，因為女性依然是被壓迫的，自由主義者大概不會反對；反種族主義者指責西方民主是虛偽的，因為少數族裔依然是被壓迫的，自由主義者可能也不會反對；馬克思主義指責西方民主是虛偽的，因為無產階級依然是被壓迫的，自由主義者想來也不會反對。當然，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在要不要追求一個徹底的共產主義社會上是有分歧的，但這種分歧現在並不是主要的。「國共合作」不會是歷史上的記憶，也將是未來的事情，只要能夠釐清大家的底線何在。
六、民主的真問題
討論到這裡，我們已經觸碰到了什麼是中國民主討論的真問題：當今中國被少數人壓迫與統治的絕大多數人是哪些人？他們要如何啟蒙？他們的民主實踐應該如何展開？
沿著階級的、性別的、政治地理的譜系，我們可以有很多反思。在這裡，我們想提供一種回答供討論。目前中國民主問題最突出的部分是工人階級的民主問題，尤其是以兩億多農民工為代表的新工人階級，同時也包括國企工人與IT等新行業的新技術勞工。
工人們長期的民主實踐是積極的政治參與，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與決策。這是我們長期的目標。工人最直接的民主實踐是參與生產事務的管理。當工人無法參與生產的管理，往往還缺乏勞動保護、健康受到威脅，甚至被自己的勞動異化時，反抗就發生了。那麼，工人在生產領域的抗爭活動為什麼不是民主參與的一部分呢？工廠工人的罷工與抗議、職業病與傷殘工人的維權活動、程序員對「996」的控訴，哪一個不是公共意見的民主表達呢？
這樣看來，民主的啟蒙問題也不難解決了。從來沒有超越了具體權利的抽象自由和民主。民主和自由不正是由具體的健康權、工作權、勞動保護權、言論自由權、集會與示威權構成的嗎？普及自由觀念與民主實踐的啟蒙運動，最好的立足點不正是勞動者參與生產空間管理、勞動者要求勞動權利保護、勞動者依法維權的活動嗎？
七、尾聲
在中國追求民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階級的、性別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挑戰，我們有很多。五四運動已經一百年了。五四越久遠，我們這一代青年越感覺自己需要五四精神。當代青年要繼承五四精神，依然是要呼喚思想解放與獨立思考，要高舉民主的大旗，要飽含對社會與國家進步的關切。一百年過去了，到底我們能不能走進歷史，走向未來？我們呼喚新時代的思想交鋒，到底誰能直面當今中國的階級現實、誰能解答幾億人生活苦難的真實來源、誰能對時代提出振聾發聵的詰問、誰能指導社會行動的方向，誰就會是時代青年選擇的信仰。
參考文獻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1989）《新五四宣言》，見「64memo」，
http://www.64memo.com/b5/8799.htm
李澤厚（2008）〈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收《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
林毓生（1994）《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羅志田（1999）〈西方的分裂：國際風雲與五四前後中國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 1999年第3期。
毛澤東（1939）〈五四運動〉，載《解放》1939年5月1日，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90501.htm
——（1942/1943）〈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載《解放日報》1943年10月，見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205.htm
余英時等（1999）《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
文/石諳達 圖/郭佳 日期/2019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