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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鳥不傳奇——郭達年安那其主義道路的三幕劇(中)


圖片來自郭達年臉書專頁

第二幕:民眾劇場與黑鳥在水塔下的Reunion(重聚)

1.《70年代雙週刊》之後的再發芽


日期是2019年2月21日,時間是晚上七點整,地點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圓形廣場。他們稱這晚為「No One is Illegal:民眾劇場與黑鳥在水塔下的Reunion」。對民眾劇場或黑鳥這類「抗爭神話」早已做好功課的觀眾於六點多開始就聞風而至。 黑鳥與民眾劇場的結合起源於1979年左右,具體時間連當事人都已經忘記。相遇的緣分卻早早種於《70年代雙週刊》,郭達年與黑鳥各人及民眾劇社的莫昭一同被六〇年代的各樣社會運動思潮啟蒙,組織街頭抗爭的同時以搞雜誌、寫文章、翻譯書本、辦書店等「文字」方法介入社會運動。《70年代》在還沒來得及考慮要不要改名作「80年代雙週刊」,就因經濟問題而停航,郭大年說:「這是經濟現實來的,出的報紙和書賣不出去。」他們翻版了很多安那其主義、戲劇和電影理論的書,但有時候每本印五十本可能一本都賣不出去。「大家一開始很理想化地做,又做得很好,到最後要散不是人為問題,而是租——要交租,但沒有人來買書。於是就是自己經營書局,可是租金和賣書比例是九牛一毛時,大家幾乎是義務工作。這樣會覺得不甘心,不甘心久了,就散band了。」


《70年代》結束後,成員們有感表演藝術彈性更大、能量更直接,既能吸引年輕人又契合本來的興趣,就開始在這方面實驗起來。莫昭如創立民眾社(也稱「民眾劇社」),希望以劇場為中介介入社會運動,以締造更徹底和深層的主體改變,並開始在劇場、街頭、大學與社區等場合演出,港中文大學的新亞圓形廣場就曾是他們的演出場地之一。另一邊廂,黑鳥則在七〇年代末就在大學巡迴演出,他們唱John Lennon、Bob Dylan,也唱the Clash、Tom Robinson,在當年可以說相當前衛。1979年,兩個組合的人馬「順理成章」地合作起來:黑鳥多次負責了民眾社劇場中音樂的部分;而民眾社的成員也會參與到黑鳥的組合當中。《70年代》人馬除了搞音樂、劇場,沿著這個從文字「半路出家」的思路發展出來的還包括了錄像項目,譬如《黑鳥:A Living Song》就是一例。


回到水塔,演出在晚上七點才開始,郭達年與一眾老朋友們其實下午就開始彩排了。說是彩排或許感覺太嚴肅,老友一見面更多的是聚舊。此時阮志雄(雄仔叔叔)剛好遞來了藍莓、車厘子、麵包和起司。時間漫漫,未到四點,莫昭如已經率先帶來紅酒開飲,湯時康和朱秀文分享著自家製的曲奇,大家的衣服口袋中都插上了湯和朱從梅窩帶來的芬芳小黃花。郭達年與June在草地上複習著晚上演出的歌謠,湯時康在調校著燈光的角度。眼前這個畫面,又讓人想起1986年的黑鳥「宣言」巡迴海報:海報上就有郭達年、咭式、李繼堃、莫昭如、狂是漢(湯時康)、劉銘培。根據郭達年的回憶,雄仔叔叔也是陣容之一。這個集體同行的畫面大概就是《東方紅∕給九七代》至《民眾擁有力量》共四張專輯的格局。原來,當年的聚合並不是兩個團體的外交式合作,早期的民眾劇場與黑鳥,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但是思想上高度親密,連人腳也是高度重疊。這或許也和他們在《70年代》的組織默契有關。


2.「雜誌式」的早期黑鳥


《70年代》並沒有單一主編,而是以小組(affinity group)之間的橫向組織模式運作。在結構平坦、完全透明、沒有管理層的組織底下,如何分工是透過協商而得,各人負責的崗位也是流動的,責任也是共同承擔。「大家不是用權力去制衡,而是用包容、用友情去做。大家會因應能力去貢獻,譬如交租不是說十個人每人一千,而是因應各人不均等的能力而共同實踐。這個是很重要的。」或許就是這種具備高度柔韌性的組織特質,可以使不同性格的人都在《70年代》找到自己的發力點,譬如郭達年就參與了一部分期數中關於音樂的欄目與排版的工作。而早期黑鳥成立的時候,組織模式可以說是繼承著《70年代》那種「眾人皆是編輯」的合作精神。甚至,連音樂形式也是「雜誌式」的——同一個專輯甚至一首歌中可以同時聽到不同元素:民歌、朋克、藍調、南音、噪音、根源搖滾……這種拼貼不是要炫耀自己可以駕馭各類風格,也不是要漠視各種曲風背後的歷史脈絡甚至矛盾,而是想要穿透各種被資本主義唱片工業製造出來的僵化的風格外殼,透視一種共存的可能。而支撐這些共存的條件,是一種溝通的精神,其內涵包括尊重、多元、真誠。


現在大家幾乎都把郭達年等同黑鳥,可以說是一個誤會。「不要把過去的東西看成是我的。當年的黑鳥是一個很集體性的東西。不過這個集體又不是說大家討論出來的,不是說我是什麼靈魂人物、主導啊。那是集體性的,no leaders,沒有中心人物,總之就是大家contribute,有什麼就contribute進去。」細心聆聽,其實專輯《活此一生》中〈工作機器〉裡憤怒激烈的獨白是莫昭如;《宣言》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核灰塵〉中能量十足的嘶吼是載入了大量湯時康的創意。所以,誰是朋克?什麼是朋克?「《宣言》不是我個人的solo,是集體的世界。譬如莫昭如會有故事啊、雄仔叔叔會唸詩啊、Tom會叫啊——是很多personality的一個整合。」

3. 水塔下,同「台」吃飯,分途修行


從當日《70年代》的相遇到黑鳥前期的共同合作,所留下的種種經驗就像種子一樣,在後來的各人身上生出了很不一樣的安那其主義實踐果實。就像這天晚上圓廣的演出那樣,郭達年與June是溫柔動情的民歌、湯時康與朱秀文是高能量的噪音/實驗音樂/行為藝術、雄仔叔叔是溫情幽默的故事、莫昭如是尖銳鋒利的互動劇場。各人自行準備的部分,自是各自各精彩。郭達年解釋說:「今日這個安排,每人負責一個時段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是去避免了我們再要去面對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的地方。」


這個「避免」一說,是郭達年非常誠實的表達。《70年代》各人今日的距離,他們其實心裡有數。就以莫昭如和郭達年各自對組織經驗的反省為例,莫昭如自八〇年代的工作多少是關於更廣泛及大規模地在劇場工作中應用一種更民主的組織模式,以達到「充權」的作用。而郭達年則不喜歡講「充權」,覺得太霸道;他不相信該把一套理念推得太大規模,覺得這是危險及反人性的;面對莫昭如拿政府資助,郭達年篤信金源「乾淨」的重要性,對莫昭如的做法他聳聳肩說:「覺得無奈咯。」儘管這些在對比起他們都篤信的大是大非(譬如對國家及資本主義的批判),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分歧。但這些微不足道一旦堆積起來,卻讓現實中任何頻繁及深度的合作變得困難起來。儘管如此,他們還是預留了一個無彩排的free jam時段,似乎還是想要測試一下合作的水溫與默契的濃度。


那最後的free jam session,也不得不說是有點尷尬,除了大家很有默契地一起完結外,free jam session從內容到形式都沒有有機地結合起來。以真誠地表達為初衷,就要接受真誠地貌合神離的結果。畢竟這些年來各人不同的累積,造就出的是很不一樣的性格和氣質,而在他們各有修行路徑,也再沒辦法投入時間去磨合之時,這個free jam的結果許就是最忠於現實的表現了。單獨單位演出之豐富與感染力之強大,對比起及free jam部分的單薄無力與凋靈,形成了強大而尷尬的對比,觀影後的觀眾不是很給面子地獨獨避而不談free jam,就是迂迴地以各種形式表達覺對free jam的「勉強」。


演出結束後,Q&A時段的諸多學生的提問,都顯示出他們是在知道《70年代》「歷史地位」的前提下慕名而來的。但他們在發問時對《70年代》的讚美與肯定,除了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種發問的禮儀或對社運前輩的尊敬以外,也可能是想自剛才那失敗的free jam中拯救這些前輩們的聲譽的奮力嘗試。一個學生問:「你們覺得《70年代》對當今的影響和成效是什麼?」但郭達年的回應卻讓學生坐了一次冷板凳,說這個問題「像NGO提交請款計畫書時才要回答的問題」,並且拒絕「用這個方法來『證明』自己的存在」。郭達年事後表示,「年輕人最應又冒險精神」,問一個測量師式的問題顯示的是時代精神勇氣敗退;以成效為前提,也非搞運動該有的態度。但學生問題背後的初衷是否如此?問題或許只是在表示一種檢討的願望,而不一定是指向量化檢測。後傘運的年輕一代想要學習社運歷史的求知慾、想要檢討前人經驗以向未來探索的希望、想要與前輩相認的想望,兩代重聚在一問一答間驀然終止。然後又是有人出來打圓場,說說多年前在水塔下自己和黑鳥與民眾劇場相識的風花雪月。身邊的觀眾開始挪動屁股和書包想要離開,我的耳朵開始嗡嗡作響……


郭達年對free jam的貌合神離似乎並不在意,因為這或許就是真實的面貌,reunion也不是指大家要有方向性地重新組合起來。郭達年表示:大家都非常忙,大家也有各自的工作,突然要做一個演出,就只能如此。」那既然大家都那麼的忙,又為何想要聚在一起?reunion的意義何在?郭達年語重心長地說:「現在的世界裡各種人道的面向都每況愈下,大家都需要回應。」社會言論空間越來越少、大學內的政治生態千變萬化,「reunion只是希望提供一個另類的思想路徑,並且讓大家真誠地呈現對當下政治和社會形式的批評」,「用歷史跟當下打個招呼...... 只要大家尚有意,怎麼做都是好。」


但來到的參與者,無論是觀眾還是嘉賓,似乎都對這次「重聚」有所懷疑。朱秀文說到:「我就很批判地說,要走在一起是要呈現什麼?是要呈現一種一盤散沙的狀態嗎?還是覺得會有新的火花?還是就滿足於本來這種狀態了?」她擔心的是觀眾與演出者會太習慣這種圍爐取暖與故步自封,而無法再要求深化與進步。單看外表,朱與郭對重聚的「一盤散沙」的態度似乎相反:一個批判、一個不以為然,是一熱一冷。但在另一層面上看,兩人其實也有相似之處,即都在反省當年的黑鳥和民眾劇場這個「抗爭傳奇」,並且質疑或接受現在的他們並沒有足夠的默契和能力以「重聚」的面貌回應當下的挑戰存疑。但這個「抗爭傳奇」的破滅以至於重聚的free jam尷尬,難道又是他們的「錯」嗎?一方面,各人都已分途修行,雖然失去外顯的默契,但依然在各自的領域和道路上努力,這何「錯」之有?另一方面,被重聚(reunion)一詞召來的,又對「《70年代》傳奇」、「黑鳥傳奇」、「民眾劇場傳奇」慕名而來的學子觀眾們,難道不是也該趁機反省自身那焦灼背後的問題嗎?在觀看「傳奇們」貌合神離、「傳奇們」幻滅的當下的無比焦灼,或許可以開啟時機讓自身看穿到底是誰在造神?是神本身還是還是造神者? 當大量的先入為主的誤解被置入一次關照裡,許多期望當然會落空,年輕的一輩想來查證傳說,朱秀文批判式的回應,其實也是以另一個方法看穿了傳奇的局限性。遙遙呼應的是郭達年的那一句話:「人們想用主觀去審定、把持,尋找讓其覺得值得或認同的律動,但又永遠失落。」


(本文分為上、中、下三篇,敬請繼續閱讀)


日期|8月20日

文|劉璧嘉

本文為【編輯室社運私藏】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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