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學聯盟如何可能」──即知識分子和工人憑什麼走到一起──無論是在五四還是當代，在西方還是中國，一直都是一個革命者需要回答的問題。本文旨在疏理五四期間的工學聯盟的思想與實踐，希望激活五四的思想及行動資源，使之成為今天無論是各國的運動者、知識分子或學生都可以參考的對象。
一、「懸浮的思想」
關於五四運動作為一場思想性和社會性相結合的運動，汪暉曾提出，儘管「許多深刻的思想命題……可能會引起人們的震驚」，但它們「是『懸浮』在人們所處的實際生活狀態之上的，它們它們可能會引起人們的震驚，卻難以成為全社會持續關注的問題」（汪暉〈預言與危機（上篇）：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那麼，我們又可以如何解釋至今依然讓人「震驚」的、來自西方的共產主義得以在中國落地生根？在這一篇文章，我們要追問的是，在五四各思想都在爭奪陣地的時候，為什麼有些思想在分途後奪目跑出，有一些則慘淡收場（譬如自由主義）。
汪暉固然給我們透視了一些關於這個問題的端倪，但他的論述多是關於「五四啟蒙運動」的、關於各種思想內部的邏輯及矛盾的，而不太論及思想與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但就當時人的身體感知而言，他們是同時活在「五四啟蒙運動」及「五四社會運動」之中，也就是說，他們既有思想的部分，也有行動的部分，他們既在寫文章，也參加了遊行、示威、街頭演講，並且兩者是互相推動的。五四之所以稱得上是一個運動，首先就表示了它不只是思想的，它還具備了實踐的面向，而行動與意識之間是有辯證的關係的。正如Arif Dirlik所言：「……推論不只包括脫離現實的思想和反省的思維方式，它還深深地植根於社會與政治實踐……正是在這一領域，我們對五四運動的研究顯得過於薄弱。」（Arif Dirlik〈五四運動中的意識與組織：五四思想史新探〉）把握這個辯證關係，可以有效地讓我們理解作為五四啟蒙思想一員的共產主義，是如何在缺乏有力的思想體系的支撐底下延續了自己的生命，並且落實成具體的理論與實踐體系。簡單來說，就是「中國共產主義思想作為一部拼裝車是如何順利上路的？」
這裡涉及到理論問題，譬如中國共產主義是如何從五四啟蒙思想的主旋律中抽取一些最大公因子並融會貫通——諸如對「民主」和「科學」的重新演繹。以及，如果說共產主主義視工人為革命主體的話，當時的知識分子及學生是如何理解自己在革命中的位置？但同時也是一個組織問題、生活問題：知識分子及學生運動是如何醖釀出以後的工人運動？搞文化運動的人為什麼會「放下知識分子的習慣」，走進了大眾裡面，甚至投身工運，這裡涉及到怎樣的自我改造？事實上，「工學聯盟如何可能」，無論是在五四還是當代，在西方還是中國，一直都是一個革命者需要回答的問題。文章旨在疏理五四期間的工學聯盟實踐，希望激活五四的思想及行動資源，使之成為今天無論是中西運動者、知識分子或學生都可以參考的對象。
二、「勞工神聖」：一個歷史化的閱讀理解
1918年11月，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表題為「勞工神聖」的演講，這次矚目的演講使得「勞工神聖」的口號與「德先生」和「賽先生」齊名。在這次演講中他說：「此次世界大戰爭，協商過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麼人！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蔡元培〈勞工神聖〉）
演講雖然名為「勞工神聖」並且歌頌了勞動的價值，但其歌頌的原始動力不在於像共產主義那樣聚焦在勞動的創造力。勞工之所以神聖，是因為他們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且使得中國成為「戰勝國」。要知道，中國並沒有派兵參與戰爭，但卻因為派遣了工人去修鐵路被當作是參與，而這又使得中國因此躋身「戰勝國」的行列，可以在西方之前平起平坐。因此，勞工之所以神聖，首先是因為他們是華工，並且象徵著在世界秩序中屬於弱勢的中國，而他們在此刻以戰勝過的姿態「一雪前恥」。也就是說，勞工之所以神聖，是因為他們帶來了民族解放及反帝國主義的光環。
儘管蔡元培肯認體力勞動以外的其他勞動，正如它所說的：「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智力，都是勞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教員、著作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蔡元培〈勞工神聖〉）但該勞動必須是以「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為前提，才是有價值的勞工、神聖的勞工。在為神聖的勞工的目的及服務對象做出界定以後，蔡元培繼續從反面舉例，說明了什麼類型的人是「非勞工」：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借遺產的紈絝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幹修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
——蔡元培〈勞工神聖〉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到，勞工勞動的「目的」及服務對象也因此是斷定該勞動是否神聖的關鍵，而非只是因為勞動本身。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儘管蔡元培肯定了智力勞動，但提到某些官吏、商人及咨議時卻沒有把他們列入勞工的行列——因為他們是賣國營私的官吏；是操縱票價的商人等。蔡元培甚至把他們和「憑借遺產的紈絝兒」並列，製造出一種他們都是「不勞而獲」的畫外音，並得出「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的結論。因此，賣國營私的官吏、操縱票價的商人及領幹修的顧問諮議的勞動是否智力還是體力，根本就已經不在討論的範圍之內——因為他們的勞動在政治上不是「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因此也不是勞工。當勞工第一次以神聖之姿而不是螻蟻之姿登上了中國歷史的舞台，其實是因為他們在當時的政治位置，多於他們在經濟結構中的位置。
三、從對勞工的政治位置到對經濟位置的關注
那麼又是從什麼時候，工人的參與注入了共產主義的理念？使得勞工的重要性不只是「政治上的」，而也是「經濟上的」？這個要從具體的工學聯盟的實踐中說起。
1. 罷工的威力與《新青年》「民主」論述的齊頭並進
被後人所津津樂道並視為是共產主義思想搖籃的《新青年》是在1915年9月成立的。由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這本刊物包含了一大票至今還極具影響力的思想家，這包括了陳獨秀、錢玄同、胡適、李大釗、劉半農以及魯迅等人。「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賽先生」（science，科學）就是這本刊物一開始的主張。然而，他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在宣傳共產主義，而且，他們高舉的民主也並非任何具體的對某種政治體制的追求。它非常抽象並且可以轉化和引申，其引伸出來的思想也因此可以和本質的涵義有差距。而要了解它所引伸的動力，就要理解社會實踐的面向。正如Arif Dirlik所言：「這個概念對於運動中不同的社會派別具有不同的涵義，隨著運動的展開出現了互相矛盾的解釋，在其範疇內產生了不同的社會階級，並且在變革社會關係的過程中，提出了關於民主和一的問題。」（Arif Dirlik〈五四運動中的意識與組織：五四思想史新探〉）譬如，一開始，對那些不想干涉「政治」的倡導者譬如胡適而言，民主講的是思想的民主，「一種要求廢除思想統治，而表現自由探索方式的自由開放思想。」（Jerome B. Grieder〈五四知識分子的「政治」觀〉）而因此，會被這一種民主思想所感召的，首先是對思想有熱誠的人，也就是知識分子和學生。
然而，自從1919年6月開始，當五四的火焰從學生層面不斷擴大到上海的工人，而工人又選擇了以罷工的方式響應學生，為運動注入了新的力量時，民主的涵義就改變了。罷工使得學生與知識分子切身地感受到了工人力量之巨大，工人以實際的行動證實了他們在經濟結構上的關鍵性以及政治結構中的重要性。這讓知識分子及學生在思考中國的未來時不可不再把工人納入考量。工人是什麼性質、如何可以調動工人、工人在未來中是什麼位置等都因此變成了具備迫切性及現實意義的真問題。《新青年》中的思想民主是在此時有了動力延伸成經濟民主。正如Arif Dirlik所說：「它的結果是新的民主思想——『經濟民主』的產生，他對於那年夏天的社會主義思想的迅速崛起氣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僅僅在幾個月前，運動的思想領袖們還鮮少關心社會主義。」（Arif Dirlik〈五四運動中的意識與組織：五四思想史新探〉）
2. 自由主義對政治的退避與離地 vs. 共產主義對現實的積極介入
工人透過實際地「幹」出了罷工並登上了政治舞台無疑可以成為共產主義思想在雲雲思想中跑出的解釋之一。然而，稍微退一步，首先要問的或許是，為什麼工人的參與沒有被譬如自由主義者說成只是一種「國民」的參與？我們所理解的工人，不單是（跨國）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上的一個位置，同時也是是政治上的位置，五四工人參與運動對特點，不僅僅是提出針對其經濟結構位置的要求，而是一個廣泛的政治要求。他們反對的是不平等條約，是出於反帝愛國和民族榮辱。也就是說，除了工人所運用的抗爭手段——罷工，是同步連接了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要求，中國工人運動在其起點上，一直都是有更遠大的政治抱負的。
所以為什麼工人的參與會直接造就共產主義得勝跑出呢？如果我們同意汪暉的觀察，即五四前期所展現的是一種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人道主義、共產主義等思想並列和混雜的局面的話，為什麼對工人的參與沒有被其他論述所消化或挪用淡化（譬如工人參與不過是「公民參與」），而是在五四後期演變成了共產主義成功占據了言論上風呢？我認為這個可以從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開始說起——是自由主義者面對時局的含混、「軟弱」和淡出，造就了共產主義的脫穎而出。
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為自由主義的內在問題，以Jerome B. Grieder的話來說，那是「因為它在當時是被有機體排斥的移植物」，而它也一直找不到扎根的方法——不論是思想體系還是實踐上都無法落實扎根。「五四後期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們認為，文化造就政治，而不是政治創造文化」。因此，自由主義者強調理性、批判、獨立，想要把文化從政治中解放出來。這使得自由主義者認為「文化價值觀念被視為本質上是由個體根據個人的經驗和理性的盤算而產生的價值觀念——即文化價值觀念本質上是私有的」（Jerome B. Grieder〈五四知識分子的「政治」觀〉）。這樣一廂情願地將文化與政治脫鈎的觀念使得自由主義者和諸多政治行動劃清界線，並試圖把示威、遊行、演講、罷課罷工等說成是「非政治」的活動，而這無疑是幼稚且脫離實際的，它不能回應當時迫切的政治問題。
我們可以想象，當所有人都為工人及學生的威力所震動，並且浸淫在一片戰鬥及勝利的氣氛當中時，中國自由主義的這種主張是多麼的不合時宜和消極。譬如在1919年夏天胡適與李大釗發生「問題與主義」辯論的時候，自由主義者就斷言「政治」是缺乏真正的現實意義的，他們這種無法捕捉時代的期待的做法，使得他們到最後只能採取守勢，以至沒落。而與此相比，《新青年》的共產主義領袖們因為積極的介入政治並深入的探討及延伸了思想民主的意義，而因此具備對現實的解釋力並佔了上風，從而成功獲得了運動論述的主導權，使得「工人」作為革命主體日益鮮明，也為日後共產主義的勝出奠定了根基。
3. 工學聯盟的具體實踐
儘管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對知識分子及學生的參與不排斥，但中國的自由主義限定了自己的關注在知識分子或學生身上，「自由主義者不是企圖通過參加當時的政府、或者又組織的反政府活動『參與』政治（狹義的），而是致力於使他們在整個社會上占據的『專家』和開明批評家（教育家、學者、記者、醫生、技術專家）的地位具有社會的和（在廣義上）的政治的重要性。」（Jerome B. Grieder〈五四知識分子的「政治」觀〉）而共產主義因為認為革命的主體最根本的是勞動者，因此其關注並不局限在知識分子或學生身上。知識分子和學生必須重塑工學關係，才能找到自己在革命中的位置。這個從五四開始，一直是中國革命的特色與傳統。直到現在我們看到佳士學生參與到工人運動當中，這也是對這一傳統的承繼。而這些傳統往往也是伴隨著具體的實踐而產生的，實踐與思想之間，一直都是辯證的關係。
知識分子及學生是透過具體的工學結合的實踐與生活去穩固自己的共產主義思想。1919年3月，鄧中夏帶領一眾北大學生成立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他們希望超越自己的狹小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圈子，透過到處演講，把對啟蒙的倡導充分地帶入中國社會。組織上，他們在蔡元培平民教育方針下，認為中國青年不但需要新思想，還需要新的社交習慣，因此著重鼓勵學生參加並組織面向大眾，特別是勞工的學生社團。情感上，他們具有對救亡政治強大的熱誠。實踐上，他們借用「鄉約」的實踐傳統，跳過了自由主義者排斥政治的糾結，做到了落地及具體的實踐。鄉約指的是士大夫要走入民間以老師之姿教化大眾。但這些學生則是取了「鄉約」的形式但換走了裡面知識分子絕對的高高在上的姿態。[註1]
也就是說，除了像賀照田所說的「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特別預設了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對整個世界史的關鍵性意義，認定他們身上負有確保這世界藍圖一定能實現的革命堅定性與徹底性，使得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的知識分子們，在面對工人階級時是，當然就不會有一般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姿面對中國社會時的那種特別優位感」這種對放下身段以及對工人革命性的認定（賀照田〈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同時是時透過具體的實踐「幹」出來的。而這個認定在實踐上也以互信的方法表達，消解了知識分子在理論上作為「非革命主體」與工人之間的張力甚至敵對的可能。
當學生帶著與民眾（而絕大部分都是城市工人）交流的意志，甚至是一種堅定的對工人作為革命主體的期盼乃至認定時，他們的演講題目也因此會有所調整，變得更需要切中聽眾的生活經驗。根據賀照田的說法，青年知識分子及學生「……在面對這些社會階級時，不再只是一般性地宣傳、灌輸、啟蒙，而是著眼在他們身上挖掘革命動力，更在這裡尋找最能使他們被打動、調動的互動形式」。這種新的生活習慣，使得學生「在召喚、引導、組織這些階級革命性的同時，致力發現、發明更具有說服力、吸引力的制度形式、組織形式、社會生活形式、和可有效支撐、護持這些制度存在、組織生活、社會生活存在的文化形式」（賀照田〈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因而，五四運動提供了工學結合的基礎（譬如長辛店具樂部就既是學校也是工會），發展出一種理論和實踐的方式，使得兩者可以互相辯證，共產主義也因此掌握了自己的動力，成為了一項可以持續進行的運動。
四、總結
知識分子與工人之間在理論上的張力，在歷史上不是透過坐著光「想」而可以超克的，更多的還要透過具體的「幹」。但這個幹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共產主義青年首先沒有像當時的自由主義者那樣回避政治，其次是因為他們抓住了每個機會去顯示共產主義思想的解釋力，最後是因為他們沒有分分秒秒地沉浸在對自己的原罪和保守本質的懷疑或極端的自大及高高在上之中。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是完全地拋棄或肯定自己的感知（sensibility），而是讓自己的感知與工人的感知互動，透過走入工人之中，讓自己和工人群體在生活上、情感上、政治上、思想上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學生與知識分子把一開始被看作只是屬於具備政治位置的工人，帶出他們在經濟位置上的重要性。並成功把愛國、反帝、救亡等目標和無產階級革命完美結合起來，從而召喚出一種新的民族主義與左翼思想——即只有消除階級壓迫甚至消除階級，才能使得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會再被跨國資本主義甚至帝國主義所欺負。
一百年後的今天，左翼青年所要面對的挑戰固然要比一百年前所嚴峻，譬如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可不會說不要介入政治的離地話。事實上，無論是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還是官方論述都正學會如何在方方面面地介入並解釋人們的生活經驗。如果有什麼是值得今天的左翼青年向五四青年學習的話，那就是一種想要介入一切的決心。而很欣慰的是，我們也看到中國大陸有越來越多的馬克思主義青年（譬如佳士青年）具備這種介入的意志，並且真的走入了工人之中。儘管他們在手法或思想上不一是一步到位的成熟，但至少他們掌握了實踐與思想來回辯證的方法，在這點上我們應該予以全力的支持。
如果說當年的工人階級尚未成熟而因此學生需要調動工人各種非「唯經濟」的感知面（譬如儘管是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學生都會學會如何協調以至於結合愛國主義和階級鬥爭），今天在新工人階級已經成型並走向歷史舞台的當下，而工人所感受到的經濟剝削越發赤裸時，我們需要的反而是加強調動「經濟」上的感知面，但同時謹記各種工人會因著不一樣的性別、文化、殘障、政治、工種經驗而需要不是「唯經濟」的調動。何謂完美的工學聯盟畢竟沒有「一招到底」的公式，生硬地想要複製手法而不去創新往往是聽起來最有力但最騙人的芭樂口號。在實踐與思想中來回辯證和切換，儘管聽起來是摸著石頭過河，卻是一個比任何表面成果更需要肯定的內核。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把懸浮的思想扎根下來，或是在現實中生長出有根的思想。
註1：學生之所以可以做到這一種實踐，一來是因為這些學生是「準知識分子」而非學者，與平民的距離本身就比較接近，本來就沒有那麼多的高高在上。二來比如，他們已經有了「平民夜校」的實踐：為校內工友補習文化，講解時事，效果良好，因此也取得了許多扎實的平等及雙向溝通的經驗。三來，無政府主義提供了深厚思想與經驗資源，譬如無政府主義的工讀互助構思及互助精神都是思想上的資源，而演講團所持的以促進知識分子與人民之間交流的識字課本也是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所以編輯的。
參考文獻
Arif Dirlik（1986）〈五四運動中的意識與組織：五四思想史新探〉（朱志敏譯、高力克
校），載《民國》第13卷第1號。
Jerome B. Grieder（1972/1989）〈五四知識分子的「政治」觀〉（韓紅譯、王躍校），
收《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蔡元培（1918/1997）〈勞工神聖〉，收《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
社。另見https://new.qq.com/omn/20171127/20171127B0Y26N.html
賀照田（2016）〈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收《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
台北：人間出版社。
汪暉（1989）〈預言與危機（上篇）：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載《文學評
論》第3期。
文/劉璧嘉（Lala）
圖/劉璧嘉（Lala）
日期/2019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