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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一代人的「愛國」,你我真懂嗎?

更新日期:2019年5月7日

在「五毛」與「美分」之間,我們好像退回了五四之前的情境:不是大清國的天朝幻象,就是以西方為師的單向度視野。我們要像五四一代那樣大聲喊出:「兩個都更糟!」二元對立的選項永遠在表面的你死我活之下,隱含了共同的假設與前提。非此即彼,是意識形態強加給我們的濾鏡,使我們看不見真正的選擇: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視野,現代資本主義之外的文明構想。


一、引言:重返五四現場


讓我們穿過歷史教科書的陳詞濫調,重訪一百年前那段燃情歲月。那是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中國所屬的協約國集團獲勝了!勝利的電報傳到國內,政府宣布放假三天,你是遊行慶祝的市民,相信中國將從此站起來了。你是新上任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在天安門對人群演講道:協約國戰勝同盟國意味著西方民主(英、法、美)戰勝了專制(德、奧匈),意味著人類的光明終將戰勝黑暗。


1919年,巴黎和會即將召開,中國最優秀、最現代化的菁英們將代表這個國家前去談判。你是外交團的領導陸徵祥,受西式教育長大,在歐洲許多國家做過外交官,還娶了一個比利時老婆,覺得美國總統威爾遜說的「民族自決」可以幫你在外交場上贏回中國被剝奪的土地。你是顧維鈞,哥倫比亞大學的傑出校友,曾經的大學辯論隊成員;你在1月27日下午的會議上就山東問題回應日本,不時引用國際法、拉丁語的一席雄辯驚艷了會上各國的代表。


然而,時勢急轉直下:日本威脅退出國聯,除非山東歸他們;美國為了日本,最終放棄了中國。1919年5月,外交失敗的電報傳到國內,你是在北京讀書的大學生,得知消息的瞬間震驚無比;你徹夜難眠,通宵和朋友們在一起,痛斥政府的無能、列強的無恥。兩天以後,你跟隨大家走上天安門廣場,並不知道這一天將會被永久銘刻進民族的記憶。6月,你是上海的紗廠工人,為支持被捕的北京學生,你同成千上萬的工人們一道罷工。你是全國各個省份的普通男女,你從報紙上、布告欄上讀到了剛發生的事,或是聽那些識字的人說起。你恍惚了片刻,一個新的未來似乎正在你眼前展開。


你是一百年前那段日子里,一個個有名或無名的旁觀者、失望者、參與者、幻滅者、行動者。你就是中國,被侮辱的、被損害的中國,必須涅槃重生的中國。


二、五四中國:反現代的現代性


1. 開啟現代中國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現代中國的真正起點。近幾十年來,學術菁英們不再願意談論五四的「愛國」面向,隱隱認為愛國並非什麼高級情感:夏志清將五四開啟的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直斥為「感時憂國」——英文原文「obsession with China」,直譯為「對中國的過度迷戀」;而李澤厚則以「救亡壓倒啟蒙」的著名論斷,將啟蒙事業的未竟歸罪於「救亡」——一個替換「愛國」的中立修辭。


隨著「愛國」維度的直線貶值,五四的開創性意義也受到越來越多質疑。比如,一種極為流行的現代化史觀,將五四作為「思想文化的現代化」,放置在「器物的現代化」(洋務運動)、「制度的現代化」(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這一序列之末尾,彷彿五四只是中國現代化路途的另一處驛站。此種現代化史觀是如此地主導了當下的話語,已經成為目前高考歷史學科簡答題的必備考點(高中讀文科的朋友想必深有體會)。


這種說法著眼於五四對晚清以降現代化進程的延續,也不無道理。但是,五四確實造成了某種歷史的斷裂,這深刻的斷裂使此後的中國歷史再不能恍若無事般延續過往的軌跡。這斷裂就在於:五四之所以是「現代中國」的真正起點,關鍵不在於「現代」,而在於「中國」——是五四,讓「中國」成為了我們重新思考「現代」的坐標。於是,五四以來的「現代中國」就表現出汪暉所說的一種「反現代的現代性」、對現代性本身懷有疑慮的的現代性。而這一特點,確乎與五四「愛國」的基本命題有關。


2. 現代性的塌落


何謂「反現代的現代性」?回到本文開篇的那個歷史時刻:一戰勝利後的中國,浸染著樂觀乃至狂歡的情緒;這樂觀根本上是對西方現代性的信心,是對人類文明在西方帶領下「向著光明去」(蔡元培演講用語)的信心。中國在一戰中為協約國貢獻不少,尤其在人力方面(十五萬中國勞工被送往法國),因此相信自己會被西方給予一個平等的機會,特別是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和平原則」。巴黎和會上的外交也並非失敗,相反地,外交官們大多是中國在幾十年教育現代化後培養出的一代西式菁英;西方外交官有的素養,他們也有。對於許多國人而言,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中國可能從此在「世界(西方)民族之林」中享有一席之地。


況且,此時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按照西方框架建立的共和國,還效仿美國採取了最先進的三權分立體制;縱然共和國有名無實,權鬥不斷,在外交的意義上畢竟不同於以往,因為中國不再代表一個前現代帝國。此前近代史上的歷次外交屈辱,人們盡可以歸罪於愚昧落後的清政府,或是在大漢中心主義、「非我族類」的傳統偏見下歸罪於滿族。通過種種歸罪、轉移視線,忙於向西方學習器物、制度、思想的晚清時人無法直面這個問題:「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毛澤東語)。現在是民國了,大家想:我們可算學成出山了,先生不會再打我們耳光了吧!


可以說,此前的中國現代化遵從著「落後就要挨打」的邏輯:為了不挨打,必須按照西方標準改變自己。更不必提保守派的天朝大國心態,在與西方不斷的、偏執狂式的對比中,維持著「嗯,還是我最強」的幻象。總之,無論改革派還是保守派,晚清的中國必須通過西方——強者之鏡——來觀照自我。中國給自己設定了任務,要由世界體系的邊緣位置奮力向中心處——強者的位置——攀爬。在五四一代的眼中,這個強者的位置,那曾經不證自明的中心處,現在卻突然顯得可疑。


其實,對西方現代性的疑慮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戰所顯現的歐洲危機,從其爆發的1914年開始便刺激著中國知識界的討論:歐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場戰爭是民主vs. 專制嗎,抑或是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內部競爭所致?而中華民國自建立以來的共和危機——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等亂象——也活生生展示著代議制民主是如何淪為政黨政治權鬥工具的。人們慢慢意識到,這是中國的問題,卻也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代議制民主與絕大多數的國民有什麼關係,這個體制真的能代表國民的聲音嗎?


1919前,更為赤裸裸地向中國人展示了現代性之暴力的,是日本。同樣是被殖民主義敲開國門的國家,日本成功地現代化,實現了「脫亞入歐」;所以自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就被視為中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楷模。彼時,日本的大東亞主義在中國也頗有市場:全亞洲聯合為新的強者,從而對抗歐洲的想象,怎能不激動人心?直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和俄國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了一仗,國人才如夢方醒:原來大東亞主義只是換了一張臉的帝國主義,而日本的現代性也只是換了一張皮的西方現代性。當年,正是日俄戰爭中日軍處決中國人的影片、身旁日本同學的喝彩和影片里中國人的麻木神情,讓魯迅從日本醫學校的教室走出來,走向了另外的道路。再經由1915年《二十一條》的風波,到五四之時,對日本和西方的深刻幻滅匯成一股巨流。這巨流將扭轉歷史的邏輯,造就歷史的斷裂。


3. 被損害者的洞察


強權崇拜的邏輯——邊緣變中心、「彼可取而代之」的邏輯——現在塌落了。中心、強者、不言自明的夢想,現在垮台了。於是,五四一代說:我們要新的邏輯,我們要新的文明。新的邏輯將是不同於天朝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或東亞中心主義的邏輯。新的文明將是不同於傳統中國,亦不同於現代資本主義的文明。


五四一代各自的主張千差萬別,但分享著相同的前提、相似的覺悟。「世界」是他們的關鍵詞:「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李大釗);「世界人之世界主義」(杜亞泉);「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蔡元培)。這個「世界」,不再是偽裝成「世界」的西方;五四一代開始在一個國際主義、全球人民的視野中,摸索著創造一個新的中國。這一視野的獲得,來自血與火的殘酷,來自被侮辱、被損害者的洞察。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有「短二十世紀」之說,他將二十世紀的起點划在了1914年,一戰開始的日子。之所以如此劃分,是因為他將 「二十世紀」視為與「十九世紀」相斷裂的時段。十九世紀,現代資本主義在歐美髮展成熟、所向披靡;而二十世紀的兩大基本主題——戰爭與革命——讓世界告別了十九世紀模式。這一「告別十九世紀」的覺悟,被時任《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表述為十九世紀的「舊文明」將被「新文明」終結的必然:「今大戰終結,實為舊文明死滅,新文明產生之時期。」所謂「舊文明」,就是現代文明:「舊文明者,即以權利競爭為基礎之現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公義公道為基礎之方來文明也。」以此而論,五四開啟了現代中國,也與全球發生的種種事件共同開啟了二十世紀的世界。


三、創造新文明:既是現代的,又是中國的


1. 直面中國傳統


如何在中國創造一個新文明,當一向的引領者——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已經破產?正如張旭東指出的,五四成功地把晚清以來討論不斷的「中西」問題轉換成了「古今」問題;即是說,把「向西方學習」的單向命題,轉換成了面對傳統與歷史的複雜命題。


於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愛國首先是一種「現代」精神:自我批判的清醒、直面民族醜陋的勇氣。五四從不是那種右翼民粹主義政治——虛構一個神聖化、本質化的民族主體,以重返「過去失落的好日子」為己任。五四一代把理想中國的烏托邦寄予未來,於是便對自己的過去施以最嚴厲的省察。


同時,五四的愛國是一種重新創造「中國」的氣概:發掘中國文化資源的努力、更新民族精神的創造力。常有一種關於五四的迷思,認為五四「全盤西化」、摧毀傳統,此種說法忽略了一件事:每一次解構都是一次建構。事實上,主張「全盤西化」的只是極個別,而大部分五四人認為民族主體既然並非本質化的,便有流動、更新、改變的無窮可能。


五四時期及其後形成了中國現代思想的各個流派:激進的左翼(如魯迅)、謹慎的自由主義者(如胡適)、新儒家(如梁漱溟)等等。他們千差萬別,但都致力於為中國創造一種新文明:既是現代的,又是中國的。


比如新儒家,顧名思義,是從儒家思想中尋找資源,以補充現代性的弊病:冰冷的工具理性、社會的原子化、競爭至上的原則……新儒家往往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甚或應被開除出「五四」隊伍。但我們不應忘記,梁漱溟、杜亞泉們大多曾在早年醉心於西方文化、制度、自然科學,直到一戰期間才產生思想的轉折;轉向新儒家的同時,他們也大致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即使對共產主義終極目標有所保留)。他們實實在在地分享著五四一代的問題意識。


對儒學道統懷有更多疑慮的思想者,則試圖在儒家之外挖掘民族文化的閃光點。胡適主張的「整理國故」就將範圍擴展了許多。胡適的名言:「『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其實,「國故」這一命名本身就饒有意味:「故」字暗示整理者自己是新時代的新人,而非什麼大清國的遺老遺少。


作為左翼的魯迅曾對「整理國故」運動嗤之以鼻,也有「把線裝書扔到茅坑」的著名宣言。然而,如眾多研究者所言,魯迅與傳統的關係遠為複雜,比如他為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整理花了不少功夫;余英時也曾論證魯迅多麼酷愛魏晉思想。此外,魯迅的最後一本短篇小說集《故事新編》中,〈吶喊〉、〈徬徨〉式的現實批判消隱了,整本書是重寫的上古歷史傳說:女媧、大禹、墨子、眉間尺,都被書寫成魯迅式的、可笑可悲可敬的中國英雄。魯迅的激進內核也正在於此:他回到兩千年前的歷史,探尋民族文化尚未被扭曲、污染的源頭所在。


2. 鄉土中國的浮現


在五四一代對過往歷史的整理與重讀中,日漸凸顯的中國關鍵詞是「鄉土」與「農村」。現代資本主義是以城市為基礎的工業文明,而古代中國則是以鄉村為基礎的農業文明。從魯迅的〈故鄉〉(1921)到周作人的散文如〈烏篷船〉(1926),我們看到紹興農村的形象在周氏兄弟的筆下悄然改變了:農村不再僅僅是愚昧落後所在,也擁有現代性無法提供的美好。如果說周作人的「新村主義」還太過文化菁英、太多古代士大夫的氣味,那麼中國新興的社會科學將會延續對鄉土的關注,在十餘年後誕生《鄉土中國》(1947)這樣的重量級著作。


五四一代對鄉土中國的重視,並未停留在文化、學術的層面上。農村的「現代化」或「反現代的現代化」任務,驅使著五四一代投身於實地調查以及鄉村改造。梁漱溟試圖重建農村倫理的「鄉村建設運動」是其中一例;而毛澤東以農民動員為標誌的土地革命路線,則與梁漱溟理念構成了參差的對照。梁與毛的巨大差異不可忽視,但如溝口雄三所說:「他們兩人在把農村的變革當成革命的主線這一點上是大致相同的」。梁漱溟開始「鄉建」探索的1927年,恰恰也是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年分;三〇年代,兩人在延安亦有過密切的交流與辯論。因此,溝口雄三把梁漱溟傳統稱作「另一個五四」便不足為奇了,這一傳統與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代表的「五四正統」形成了微妙的復沓。


總之,五四並非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現代西方思想來中國劃分地盤的過程。五四一代批判並拯救中國傳統;他們也在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坐標系下,批判並拯救西方理論。


四、超越「五毛」和「美分」——五四愛國精神之今讀


1. 「五毛」與「美分」的虛假對立


今天,當「愛國」二字一出,人們即刻聯想到網絡「五毛黨」:狹隘、自大、沙文主義的「愛國」群體。與之對壘的,則是「美分」:歐美崇拜的自由主義群體,時而偽裝成世界公民、普世價值持有者。面對大大小小的社會議題(近兩年如《戰狼》、《流浪地球》、巴黎聖母院vs. 圓明園……),「五毛」和「美分」的鬥爭持續撕裂著網絡公共空間。無論這兩個群體被賦予何種新名稱(「小粉紅」、「自乾五」等等),「五毛」與「美分」的二元對立已然構成了主導性的思維模式:面對特定的社會事件,我們不是站「五毛」——把中國說得完美無瑕,就是站「美分」——把歐美說得完美無瑕。


稍加細察便可發現,兩種敘述都建立在一系列的謊言和神話之上。「美分」的謊言是對歐美帝國主義歷史的抹除,對當今世界仍活躍的新殖民、侵略行為視而不見,對全球化中的種種暴力不置一詞。同時,「美分」也往往患有重度民族失憶症:絕口不提中國遭歐美侵略的血淚歷史,或將其描繪為美好的「現代化進程」的必要代價。對他們而言,五四一代因一戰、巴黎和會而獲取的歷史洞察似乎從未發生過。


而「五毛」的致命缺陷,我們以五四的愛國精神為鏡,更可照得一清二楚。今天,每當國人有質疑的聲音、反抗的行動,無論是來自工人、學生、白領階層、性別或族裔方面的少數群體,必立刻遭受排山倒海的質疑:你不愛國麼?你是被「境外勢力」滲透吧?「五毛」對「境外勢力」的恐懼早已脫離合理懷疑範疇,發展為無可救藥的偏執狂。他們對民族自我批判的極低耐受力、對穩定現狀的極力維護,不禁讓我們感嘆五四一代「越批判越愛國」、「越改變越愛國」的奇跡。或許姜文的一個說法比「五毛」這個名字更合適此群體:他們不是賣國賊,卻是「愛國賊」。


網絡民族主義的一支——「工業黨」,更加與五四愛國精神背道而馳。「工業黨」崇拜技術、工業、發展等等現代迷思,而五四一代所關心的鄉村、農民等中國議題,他們統統不屑一顧。「工業黨」的民族主義理想是讓中國成為高仿歐美現代性的複製品,一幅強大到超越了歐美「原畫」的贋品。不必奇怪,狹隘的民族主義必然以目前世界的強權——西方——作為自己的範本與鏡像。荒誕的是,「工業黨」崇拜現代迷思的同時,女性主義、環保主義等思潮又被他們拒於門外,理由是「來自西方,不適用於中國」。


在「五毛」與「美分」之間,我們好像退回了五四之前的情境:不是大清國的天朝幻象,就是以西方為師的單向度視野。我們要像五四一代那樣大聲喊出:「兩個都更糟!」二元對立的選項永遠在表面的你死我活之下,隱含了共同的假設與前提。非此即彼,是意識形態強加給我們的濾鏡,使我們看不見真正的選擇: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視野,現代資本主義之外的文明構想。


2. 另一種愛國主義


我們知道,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總是有它特定的政治經濟基礎。那麼,是今日世界怎樣的政治經濟基礎,造就了五毛/美分的意識形態?


從1919到2019年,一百年過去了。百年後的中國已經天翻地覆,擺脫了受人欺侮的命運,成為了世界的資本中心之一。並且,隨著「一帶一路」等跨國計劃的施行,中國也許正在成為區域性的霸權力量。但百年後的世界呢,是否也變得截然不同了?冷戰結束、「歷史終結」近三十年,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卻日益倒退回一戰前的狀態:原始、不公、弱肉強食、貧富分化越發嚴重,這正是皮凱蒂(Thomas Piketty)《21世紀資本論》向我們揭示的今日經濟現實。作為全球化的回應,是近年來的右翼民粹主義浪潮,在世界範圍內一浪高過一浪。民粹主義用種種排外主義、種族主義捕獲了大眾的焦慮情緒;用形形色色的神話轉移了人們的視線;用狹隘的身分認同,擱置了人類對現有世界體系的思考、質詢和批判。


二十一世紀向十九世紀的倒退,已是我們時代的集體潛意識——事實上,許多人已經將今日局勢,類比於一戰前的世界。由此看來,二十世紀的命題還遠遠沒有結束,「短二十世紀」的掙扎將繼續延伸、繼續引領我們。只要這個世界一天不能告別十九世紀,五四對我們而言就依然是重要的。今天,重提五四的愛國精神,就是要銘記五四一代人的歷史選擇,重新激活他們曾分享的愛國信念:隱含了國際主義視野的愛國主義、被損害者的愛國主義、去中心的愛國主義、反「愛國賊」的愛國主義。五四一百年,是時候了:奪回先輩「愛國」的旗幟,共同想象別樣的可能。


參考文獻


Margaret MacMillan. 2003.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溝口雄三(1997)〈另一個「五四」:評梁漱溟的思想〉,載《中國文化》1997年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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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94/2014)*《極端的年代:1914-1991》,北京:

中信出版社。

李澤厚(1986)〈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載《走向未來》創刊號。

皮凱蒂(Thomas Piketty)(2013/2014)*《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

齊澤克(Slavoj Zizek)(2019)〈它們都更糟!〉(王立秋譯),見「烏有之鄉」,

http://www.wyzxwk.com/Article/guoji/2019/02/399724.html

汪暉(1994/1997)*〈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載《天涯》1997年第5期。

——(2009)〈文化與政治的變奏:一戰和中國的「思想戰」〉,載《中國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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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1961/2005)*《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余英時(1979)〈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收入《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

張旭東(2009)〈「五四」與中國現代性文化的激進詮釋學〉,載《現代中文學刊》2009

年第3期。

*括號中,前一個年份是文獻初次發表的時間,後一個年份是再版或中文翻譯版發表的時間


文/Jimmy

圖/Slow Manatee

日期/2019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