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毛」與「美分」之間，我們好像退回了五四之前的情境：不是大清國的天朝幻象，就是以西方為師的單向度視野。我們要像五四一代那樣大聲喊出：「兩個都更糟！」二元對立的選項永遠在表面的你死我活之下，隱含了共同的假設與前提。非此即彼，是意識形態強加給我們的濾鏡，使我們看不見真正的選擇：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視野，現代資本主義之外的文明構想。
一、引言：重返五四現場
讓我們穿過歷史教科書的陳詞濫調，重訪一百年前那段燃情歲月。那是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中國所屬的協約國集團獲勝了！勝利的電報傳到國內，政府宣布放假三天，你是遊行慶祝的市民，相信中國將從此站起來了。你是新上任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在天安門對人群演講道：協約國戰勝同盟國意味著西方民主（英、法、美）戰勝了專制（德、奧匈），意味著人類的光明終將戰勝黑暗。
1919年，巴黎和會即將召開，中國最優秀、最現代化的菁英們將代表這個國家前去談判。你是外交團的領導陸徵祥，受西式教育長大，在歐洲許多國家做過外交官，還娶了一個比利時老婆，覺得美國總統威爾遜說的「民族自決」可以幫你在外交場上贏回中國被剝奪的土地。你是顧維鈞，哥倫比亞大學的傑出校友，曾經的大學辯論隊成員；你在1月27日下午的會議上就山東問題回應日本，不時引用國際法、拉丁語的一席雄辯驚艷了會上各國的代表。
然而，時勢急轉直下：日本威脅退出國聯，除非山東歸他們；美國為了日本，最終放棄了中國。1919年5月，外交失敗的電報傳到國內，你是在北京讀書的大學生，得知消息的瞬間震驚無比；你徹夜難眠，通宵和朋友們在一起，痛斥政府的無能、列強的無恥。兩天以後，你跟隨大家走上天安門廣場，並不知道這一天將會被永久銘刻進民族的記憶。6月，你是上海的紗廠工人，為支持被捕的北京學生，你同成千上萬的工人們一道罷工。你是全國各個省份的普通男女，你從報紙上、布告欄上讀到了剛發生的事，或是聽那些識字的人說起。你恍惚了片刻，一個新的未來似乎正在你眼前展開。
你是一百年前那段日子里，一個個有名或無名的旁觀者、失望者、參與者、幻滅者、行動者。你就是中國，被侮辱的、被損害的中國，必須涅槃重生的中國。
二、五四中國：反現代的現代性
1. 開啟現代中國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現代中國的真正起點。近幾十年來，學術菁英們不再願意談論五四的「愛國」面向，隱隱認為愛國並非什麼高級情感：夏志清將五四開啟的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直斥為「感時憂國」——英文原文「obsession with China」，直譯為「對中國的過度迷戀」；而李澤厚則以「救亡壓倒啟蒙」的著名論斷，將啟蒙事業的未竟歸罪於「救亡」——一個替換「愛國」的中立修辭。
隨著「愛國」維度的直線貶值，五四的開創性意義也受到越來越多質疑。比如，一種極為流行的現代化史觀，將五四作為「思想文化的現代化」，放置在「器物的現代化」（洋務運動）、「制度的現代化」（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這一序列之末尾，彷彿五四只是中國現代化路途的另一處驛站。此種現代化史觀是如此地主導了當下的話語，已經成為目前高考歷史學科簡答題的必備考點（高中讀文科的朋友想必深有體會）。
這種說法著眼於五四對晚清以降現代化進程的延續，也不無道理。但是，五四確實造成了某種歷史的斷裂，這深刻的斷裂使此後的中國歷史再不能恍若無事般延續過往的軌跡。這斷裂就在於：五四之所以是「現代中國」的真正起點，關鍵不在於「現代」，而在於「中國」——是五四，讓「中國」成為了我們重新思考「現代」的坐標。於是，五四以來的「現代中國」就表現出汪暉所說的一種「反現代的現代性」、對現代性本身懷有疑慮的的現代性。而這一特點，確乎與五四「愛國」的基本命題有關。
2. 現代性的塌落
何謂「反現代的現代性」？回到本文開篇的那個歷史時刻：一戰勝利後的中國，浸染著樂觀乃至狂歡的情緒；這樂觀根本上是對西方現代性的信心，是對人類文明在西方帶領下「向著光明去」（蔡元培演講用語）的信心。中國在一戰中為協約國貢獻不少，尤其在人力方面（十五萬中國勞工被送往法國），因此相信自己會被西方給予一個平等的機會，特別是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和平原則」。巴黎和會上的外交也並非失敗，相反地，外交官們大多是中國在幾十年教育現代化後培養出的一代西式菁英；西方外交官有的素養，他們也有。對於許多國人而言，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中國可能從此在「世界（西方）民族之林」中享有一席之地。
況且，此時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按照西方框架建立的共和國，還效仿美國採取了最先進的三權分立體制；縱然共和國有名無實，權鬥不斷，在外交的意義上畢竟不同於以往，因為中國不再代表一個前現代帝國。此前近代史上的歷次外交屈辱，人們盡可以歸罪於愚昧落後的清政府，或是在大漢中心主義、「非我族類」的傳統偏見下歸罪於滿族。通過種種歸罪、轉移視線，忙於向西方學習器物、制度、思想的晚清時人無法直面這個問題：「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毛澤東語）。現在是民國了，大家想：我們可算學成出山了，先生不會再打我們耳光了吧！
可以說，此前的中國現代化遵從著「落後就要挨打」的邏輯：為了不挨打，必須按照西方標準改變自己。更不必提保守派的天朝大國心態，在與西方不斷的、偏執狂式的對比中，維持著「嗯，還是我最強」的幻象。總之，無論改革派還是保守派，晚清的中國必須通過西方——強者之鏡——來觀照自我。中國給自己設定了任務，要由世界體系的邊緣位置奮力向中心處——強者的位置——攀爬。在五四一代的眼中，這個強者的位置，那曾經不證自明的中心處，現在卻突然顯得可疑。
其實，對西方現代性的疑慮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戰所顯現的歐洲危機，從其爆發的1914年開始便刺激著中國知識界的討論：歐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場戰爭是民主vs. 專制嗎，抑或是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內部競爭所致？而中華民國自建立以來的共和危機——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等亂象——也活生生展示著代議制民主是如何淪為政黨政治權鬥工具的。人們慢慢意識到，這是中國的問題，卻也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代議制民主與絕大多數的國民有什麼關係，這個體制真的能代表國民的聲音嗎？
1919前，更為赤裸裸地向中國人展示了現代性之暴力的，是日本。同樣是被殖民主義敲開國門的國家，日本成功地現代化，實現了「脫亞入歐」；所以自1894年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就被視為中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楷模。彼時，日本的大東亞主義在中國也頗有市場：全亞洲聯合為新的強者，從而對抗歐洲的想象，怎能不激動人心？直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和俄國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了一仗，國人才如夢方醒：原來大東亞主義只是換了一張臉的帝國主義，而日本的現代性也只是換了一張皮的西方現代性。當年，正是日俄戰爭中日軍處決中國人的影片、身旁日本同學的喝彩和影片里中國人的麻木神情，讓魯迅從日本醫學校的教室走出來，走向了另外的道路。再經由1915年《二十一條》的風波，到五四之時，對日本和西方的深刻幻滅匯成一股巨流。這巨流將扭轉歷史的邏輯，造就歷史的斷裂。
3. 被損害者的洞察
強權崇拜的邏輯——邊緣變中心、「彼可取而代之」的邏輯——現在塌落了。中心、強者、不言自明的夢想，現在垮台了。於是，五四一代說：我們要新的邏輯，我們要新的文明。新的邏輯將是不同於天朝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或東亞中心主義的邏輯。新的文明將是不同於傳統中國，亦不同於現代資本主義的文明。
五四一代各自的主張千差萬別，但分享著相同的前提、相似的覺悟。「世界」是他們的關鍵詞：「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李大釗）；「世界人之世界主義」（杜亞泉）；「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蔡元培）。這個「世界」，不再是偽裝成「世界」的西方；五四一代開始在一個國際主義、全球人民的視野中，摸索著創造一個新的中國。這一視野的獲得，來自血與火的殘酷，來自被侮辱、被損害者的洞察。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有「短二十世紀」之說，他將二十世紀的起點划在了1914年，一戰開始的日子。之所以如此劃分，是因為他將 「二十世紀」視為與「十九世紀」相斷裂的時段。十九世紀，現代資本主義在歐美髮展成熟、所向披靡；而二十世紀的兩大基本主題——戰爭與革命——讓世界告別了十九世紀模式。這一「告別十九世紀」的覺悟，被時任《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表述為十九世紀的「舊文明」將被「新文明」終結的必然：「今大戰終結，實為舊文明死滅，新文明產生之時期。」所謂「舊文明」，就是現代文明：「舊文明者，即以權利競爭為基礎之現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公義公道為基礎之方來文明也。」以此而論，五四開啟了現代中國，也與全球發生的種種事件共同開啟了二十世紀的世界。
三、創造新文明：既是現代的，又是中國的
1. 直面中國傳統
如何在中國創造一個新文明，當一向的引領者——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已經破產？正如張旭東指出的，五四成功地把晚清以來討論不斷的「中西」問題轉換成了「古今」問題；即是說，把「向西方學習」的單向命題，轉換成了面對傳統與歷史的複雜命題。
於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愛國首先是一種「現代」精神：自我批判的清醒、直面民族醜陋的勇氣。五四從不是那種右翼民粹主義政治——虛構一個神聖化、本質化的民族主體，以重返「過去失落的好日子」為己任。五四一代把理想中國的烏托邦寄予未來，於是便對自己的過去施以最嚴厲的省察。
同時，五四的愛國是一種重新創造「中國」的氣概：發掘中國文化資源的努力、更新民族精神的創造力。常有一種關於五四的迷思，認為五四「全盤西化」、摧毀傳統，此種說法忽略了一件事：每一次解構都是一次建構。事實上，主張「全盤西化」的只是極個別，而大部分五四人認為民族主體既然並非本質化的，便有流動、更新、改變的無窮可能。
五四時期及其後形成了中國現代思想的各個流派：激進的左翼（如魯迅）、謹慎的自由主義者（如胡適）、新儒家（如梁漱溟）等等。他們千差萬別，但都致力於為中國創造一種新文明：既是現代的，又是中國的。
比如新儒家，顧名思義，是從儒家思想中尋找資源，以補充現代性的弊病：冰冷的工具理性、社會的原子化、競爭至上的原則……新儒家往往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甚或應被開除出「五四」隊伍。但我們不應忘記，梁漱溟、杜亞泉們大多曾在早年醉心於西方文化、制度、自然科學，直到一戰期間才產生思想的轉折；轉向新儒家的同時，他們也大致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即使對共產主義終極目標有所保留）。他們實實在在地分享著五四一代的問題意識。
對儒學道統懷有更多疑慮的思想者，則試圖在儒家之外挖掘民族文化的閃光點。胡適主張的「整理國故」就將範圍擴展了許多。胡適的名言：「『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其實，「國故」這一命名本身就饒有意味：「故」字暗示整理者自己是新時代的新人，而非什麼大清國的遺老遺少。
作為左翼的魯迅曾對「整理國故」運動嗤之以鼻，也有「把線裝書扔到茅坑」的著名宣言。然而，如眾多研究者所言，魯迅與傳統的關係遠為複雜，比如他為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整理花了不少功夫；余英時也曾論證魯迅多麼酷愛魏晉思想。此外，魯迅的最後一本短篇小說集《故事新編》中，〈吶喊〉、〈徬徨〉式的現實批判消隱了，整本書是重寫的上古歷史傳說：女媧、大禹、墨子、眉間尺，都被書寫成魯迅式的、可笑可悲可敬的中國英雄。魯迅的激進內核也正在於此：他回到兩千年前的歷史，探尋民族文化尚未被扭曲、污染的源頭所在。
2. 鄉土中國的浮現
在五四一代對過往歷史的整理與重讀中，日漸凸顯的中國關鍵詞是「鄉土」與「農村」。現代資本主義是以城市為基礎的工業文明，而古代中國則是以鄉村為基礎的農業文明。從魯迅的〈故鄉〉（1921）到周作人的散文如〈烏篷船〉（1926），我們看到紹興農村的形象在周氏兄弟的筆下悄然改變了：農村不再僅僅是愚昧落後所在，也擁有現代性無法提供的美好。如果說周作人的「新村主義」還太過文化菁英、太多古代士大夫的氣味，那麼中國新興的社會科學將會延續對鄉土的關注，在十餘年後誕生《鄉土中國》（1947）這樣的重量級著作。
五四一代對鄉土中國的重視，並未停留在文化、學術的層面上。農村的「現代化」或「反現代的現代化」任務，驅使著五四一代投身於實地調查以及鄉村改造。梁漱溟試圖重建農村倫理的「鄉村建設運動」是其中一例；而毛澤東以農民動員為標誌的土地革命路線，則與梁漱溟理念構成了參差的對照。梁與毛的巨大差異不可忽視，但如溝口雄三所說：「他們兩人在把農村的變革當成革命的主線這一點上是大致相同的」。梁漱溟開始「鄉建」探索的1927年，恰恰也是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年分；三〇年代，兩人在延安亦有過密切的交流與辯論。因此，溝口雄三把梁漱溟傳統稱作「另一個五四」便不足為奇了，這一傳統與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代表的「五四正統」形成了微妙的復沓。
總之，五四並非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現代西方思想來中國劃分地盤的過程。五四一代批判並拯救中國傳統；他們也在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坐標系下，批判並拯救西方理論。
四、超越「五毛」和「美分」——五四愛國精神之今讀
1. 「五毛」與「美分」的虛假對立
今天，當「愛國」二字一出，人們即刻聯想到網絡「五毛黨」：狹隘、自大、沙文主義的「愛國」群體。與之對壘的，則是「美分」：歐美崇拜的自由主義群體，時而偽裝成世界公民、普世價值持有者。面對大大小小的社會議題（近兩年如《戰狼》、《流浪地球》、巴黎聖母院vs. 圓明園……），「五毛」和「美分」的鬥爭持續撕裂著網絡公共空間。無論這兩個群體被賦予何種新名稱（「小粉紅」、「自乾五」等等），「五毛」與「美分」的二元對立已然構成了主導性的思維模式：面對特定的社會事件，我們不是站「五毛」——把中國說得完美無瑕，就是站「美分」——把歐美說得完美無瑕。
稍加細察便可發現，兩種敘述都建立在一系列的謊言和神話之上。「美分」的謊言是對歐美帝國主義歷史的抹除，對當今世界仍活躍的新殖民、侵略行為視而不見，對全球化中的種種暴力不置一詞。同時，「美分」也往往患有重度民族失憶症：絕口不提中國遭歐美侵略的血淚歷史，或將其描繪為美好的「現代化進程」的必要代價。對他們而言，五四一代因一戰、巴黎和會而獲取的歷史洞察似乎從未發生過。
而「五毛」的致命缺陷，我們以五四的愛國精神為鏡，更可照得一清二楚。今天，每當國人有質疑的聲音、反抗的行動，無論是來自工人、學生、白領階層、性別或族裔方面的少數群體，必立刻遭受排山倒海的質疑：你不愛國麼？你是被「境外勢力」滲透吧？「五毛」對「境外勢力」的恐懼早已脫離合理懷疑範疇，發展為無可救藥的偏執狂。他們對民族自我批判的極低耐受力、對穩定現狀的極力維護，不禁讓我們感嘆五四一代「越批判越愛國」、「越改變越愛國」的奇跡。或許姜文的一個說法比「五毛」這個名字更合適此群體：他們不是賣國賊，卻是「愛國賊」。
網絡民族主義的一支——「工業黨」，更加與五四愛國精神背道而馳。「工業黨」崇拜技術、工業、發展等等現代迷思，而五四一代所關心的鄉村、農民等中國議題，他們統統不屑一顧。「工業黨」的民族主義理想是讓中國成為高仿歐美現代性的複製品，一幅強大到超越了歐美「原畫」的贋品。不必奇怪，狹隘的民族主義必然以目前世界的強權——西方——作為自己的範本與鏡像。荒誕的是，「工業黨」崇拜現代迷思的同時，女性主義、環保主義等思潮又被他們拒於門外，理由是「來自西方，不適用於中國」。
在「五毛」與「美分」之間，我們好像退回了五四之前的情境：不是大清國的天朝幻象，就是以西方為師的單向度視野。我們要像五四一代那樣大聲喊出：「兩個都更糟！」二元對立的選項永遠在表面的你死我活之下，隱含了共同的假設與前提。非此即彼，是意識形態強加給我們的濾鏡，使我們看不見真正的選擇：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視野，現代資本主義之外的文明構想。
2. 另一種愛國主義
我們知道，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總是有它特定的政治經濟基礎。那麼，是今日世界怎樣的政治經濟基礎，造就了五毛／美分的意識形態？
從1919到2019年，一百年過去了。百年後的中國已經天翻地覆，擺脫了受人欺侮的命運，成為了世界的資本中心之一。並且，隨著「一帶一路」等跨國計劃的施行，中國也許正在成為區域性的霸權力量。但百年後的世界呢，是否也變得截然不同了？冷戰結束、「歷史終結」近三十年，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卻日益倒退回一戰前的狀態：原始、不公、弱肉強食、貧富分化越發嚴重，這正是皮凱蒂（Thomas Piketty）《21世紀資本論》向我們揭示的今日經濟現實。作為全球化的回應，是近年來的右翼民粹主義浪潮，在世界範圍內一浪高過一浪。民粹主義用種種排外主義、種族主義捕獲了大眾的焦慮情緒；用形形色色的神話轉移了人們的視線；用狹隘的身分認同，擱置了人類對現有世界體系的思考、質詢和批判。
二十一世紀向十九世紀的倒退，已是我們時代的集體潛意識——事實上，許多人已經將今日局勢，類比於一戰前的世界。由此看來，二十世紀的命題還遠遠沒有結束，「短二十世紀」的掙扎將繼續延伸、繼續引領我們。只要這個世界一天不能告別十九世紀，五四對我們而言就依然是重要的。今天，重提五四的愛國精神，就是要銘記五四一代人的歷史選擇，重新激活他們曾分享的愛國信念：隱含了國際主義視野的愛國主義、被損害者的愛國主義、去中心的愛國主義、反「愛國賊」的愛國主義。五四一百年，是時候了：奪回先輩「愛國」的旗幟，共同想象別樣的可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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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Random House.
溝口雄三（1997）〈另一個「五四」：評梁漱溟的思想〉，載《中國文化》1997年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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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94/2014）*《極端的年代：1914-1991》，北京：
中信出版社。
李澤厚（1986）〈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載《走向未來》創刊號。
皮凱蒂(Thomas Piketty)（2013/2014）*《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
齊澤克(Slavoj Zizek)（2019）〈它們都更糟！〉（王立秋譯），見「烏有之鄉」，
http://www.wyzxwk.com/Article/guoji/2019/02/399724.html
汪暉（1994/1997）*〈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載《天涯》1997年第5期。
——（2009）〈文化與政治的變奏：一戰和中國的「思想戰」〉，載《中國社會科學》
2009年第3期。
夏志清（1961/2005）*《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余英時（1979）〈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收入《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
張旭東（2009）〈「五四」與中國現代性文化的激進詮釋學〉，載《現代中文學刊》2009
年第3期。
*括號中，前一個年份是文獻初次發表的時間，後一個年份是再版或中文翻譯版發表的時間
文/Jimmy
圖/Slow Manatee
日期/2019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