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和我們
我站在山崗之上
遙視天外
群山青翠
紅日升起
我立於大河之岸
放眼水面
波濤滾滾
奔騰不息
我鶴行於人群之中
我沈默於郊野之外
我失去親情、愛情、友情
我失去一切
我失去所有
我將擁有親情、友情、愛情
我將擁有一切
擁有所有
不在今天
在不遠的將來
我不是我
我和我們
——佳士運動工人米久平，2018年7月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2018-2019佳士運動似乎已經結束。這場運動以工會鬥爭開始，隨後遭到政府的嚴厲打壓，導致三十名工人和一百名學生在中國被捕。在佳士公司門口，在派出所門口，在工業區，在大學里，抗爭曾經持續不斷。在堅持抗爭半年多後，學生和工人被迫沈寂下來。他們是中國的左翼行動者，猛烈地挑戰現有的國家意識形態，挑戰按照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組織起來的以剝削為基礎的勞動體制。一年內，歷經數輪抓捕後，鬥爭似乎被制服了。學生團體被壓制，工人入獄，由學生、左翼行動者和工人組成的佳士聲援團被摧毀。鬥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似乎一切要歸於沉默。
推動我寫下這篇文章主要原因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我認為這場運動在當代中國工人運動中的重要性沒有得到恰當的理解；其次，如何把中國勞工鬥爭的重要性與全球勞工運動緊緊地連接起來也是一個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近年來，全球迅速滑向右翼民粹主義和極權主義，勞工權利因此不斷遭到侵害；與此同時，悲觀和懷疑的情緒不斷地蔓延：與新形式的社會力量相比，勞工組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挑戰政治機制？有關社會運動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的呼籲不斷延宕，競爭越發激烈的全球資本主義更斷言工人階級團結已終結。工人階級鬥爭被認為是過時的抗爭模式，不再被納入到有關新社會運動的文獻之中，就好像工人階級鬥爭不再有實現社會改變的可能。佳士運動是失敗了，但是不會沉寂，因為它是勞工國際主義（labour internationalism）對抗全球資本主義中堅固的一部分，是呼籲建立新社會的學生－工人聯盟中堅固的一部分。
2018-2019佳士抗爭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勞工抗爭中的一次轉折點。這場運動清楚地標誌著一場轉向左翼政治運動的誕生，從而脫離了公民社會的框架。公民社會的抗爭通常不強調意識形態和階級政治，因而幾乎無法挑戰階級不平等，也無法創造形式多樣的組織。以學生－工人聯盟為特點的佳士運動，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馬克思理論和毛澤東思想在當下的解放政治和勞工運動中的重要性。回歸馬克思毛主義（Marxist Maoism）主要有三層意義：回歸階級政治；回歸共產主義；回歸群眾路線。這三個「回歸」並不是回顧過去，浪漫化過去；相反，它要求我們批判性地吸納歷史經驗、文化資源和共產主義遺產，為創造一個更平等的未來社會而奮鬥。
佳士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如果把它看作為勞工國際主義的一部分，它是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以來，第一次把意識形態與政治重新聯繫起來的運動，這是在近年工會運動里看不到的。在佳士運動過程中，許多人沒能看到全新的組織形式，那是因為運動的自身活力超出運動「形式」。有人把它單單理解是一種列寧式的准政黨形式，這恰恰忽略了工學聯盟多年追求群眾基礎的不懈努力，和對共產主義方案的堅持。米久平在2018年7月27日被捕之後，被移送到拘留所，被要求寫悔過書。儘管恐懼，米久平依舊用詩句表達了他對新社會的想象，及他對工人團結和學生/工人草根聯盟的追求。他寫道，「我和我們」，在不遠的將來。當他談不遠的將來的時候，他指的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將來。當他說「我不是我」、「我和我們」的時候，他說的是，他並不孤單；他與工人和學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他的詩歌里，「我們」包含著兩個核心主體：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鬥爭史中的工人和學生。
佳士工人組建工會的抗爭
佳士科技是一家主營焊割設備的上市公司，其董事長潘磊是深圳人大代表。公司約有1000名工人，卻沒有工會，加之工作條件惡劣，迫使工人為組建合法的工會而鬥爭。佳士工廠管理層制定了名為「佳士禁令18條」的管理條例，詳細列明各類罰款和克扣工資的條目，嚴重違反了勞動法條。以下是佳士工人的社交賬號「普工之聲」對工廠內工作條件和管理情況的描述：工人被迫每日工作12小時，全月無休，除了吃睡，沒有休閒時間，連上廁所，都要受到保安嚴密監視。工廠還強迫工人拿出每月底的休息日參加徒步活動，結束徒步後還要返回工廠繼續上班。
「佳士禁令18條」是典型的中國經濟特區世界工廠的管理法則。18條禁令鮮明地呈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系統融入到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記錄了由外資、私資及重組後的國有企業所創造的一部經濟發展和工人剝削史。這些非人道的管理措施因為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非常有利，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曾經很普遍，在2000年代因勞動短缺有所改善。但從2010年開始，非人道的管理措施又重新出現，也是在這一年出現富士康工人跳樓自殺事件和本田工人罷工事件的原因之一。
佳士無視工人健康，無視勞動法對工時的規定，促使工人動員起來組建工會。2018年五月中旬，幾名積極工人向坪山區總工會反映他們的情況，希望能組建工會。三名佳士工人代表向坪山區總工會提交了一份有28名工人簽名的聯名信，要求總工會糾正佳士的不當行為，表達工人組建企業工會的需求。坪山區總工會主席會見了米久平，叫他蒐集佳士工人意見，向公司爭取組建工會的許可。兩天之內，米久平與其他工人成立了工會籌備委員會，並徵得89名工人簽名贊同加入工會。
如其它通常採取反對工會立場的公司一樣，6月，佳士工廠管理層要求以「職工代表大會」取代工人自組的工會。很快，工人領袖成了眾矢之的，遭到管理者的污衊和抹黑，還被威脅、侮辱和辭退。7月20日，米久平和幾位工人正常上班時，遭到工廠保安阻攔，接著，他們被當地警察毆打和非法拘留。超過20名工人趕到派出所門口示威，要求釋放米久平和其他被拘留的工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們也全部被警察拘留。一天之後，所有被拘留的工人都被釋放，但他們中許多人在拘留期間都遭到毆打，留下嚴重的傷口。工人們寫了一封抗議書給派出所，表達對非法拘留的不滿。六名被釋放的佳士工人多次試圖復工，但均遭到阻礙。他們與工業區其他工人一起，在派出所門口強烈示威，要求給被毆打的工人一個解釋，要求警察道歉。7月27日，警察又暴力逮捕了27名工人及其支持者。
這導致更多工人要求正義，也吸引了大學生的支持。工人－學生聯合就此形成。這一聯盟為要求釋放被拘留的工人而鬥爭，為爭取工人組建工會的權利鬥爭。7月29日，來自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十多所大學的學生聯合發表聲明，支持7月27號被逮捕工人，要求立即釋放被逮捕工人。數千名學生和工人簽署了這份聲明。7月末，因不滿警察遲遲不回應學生訴求，及持續拘留工人的行為，工人和左翼活動人士和學生組成了「佳士工人聲援團」。8月10日，聲援團向深圳坪山區檢察院遞交公開信，要求徹查警察的非法行為，保護工人會見律師的權利。
越來越多的來自全國各高校馬克思主義學會或左翼學生團體的學生趕到深圳，要求釋放被拘留的工人。他們在街頭示威，演講，唱國際歌，吸引了眾多國際媒體的報道。8月11日，廣州日弘廠工人代表沈夢雨被警察架走，但其他學生絲毫不膽怯，繼續在深圳坪山區街頭示威。
2018年8月24日清晨，200名持盾防爆警暴力闖入佳士聲援團居住地，拘留了所有在場人士。警察抓捕了附近工業區的工人及超過五十名來自包括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在內不同高校的聲援學生。8月24日晚，官方媒體新華網以「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維權』事件的背後」為題，通過官方喉舌報道佳士事件，稱佳士工人爭取權利的鬥爭是由境外勢力煽動組織的「聚眾鬧事」。
2018年10月上旬，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學生不懼被拘捕的威脅，發動了「尋找失聯學生行動者」的行動，包括尋找因支持佳士工人被捕的岳昕和顧佳悅。這些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學生也發起了保衛自己社團的行動，在教室、宿舍和食堂發放傳單，在校內示威。
11月9日當局引發了新一輪對佳士聲援團組織者的大抓捕。超過15名馬克思主義學生行動者，工人支持者，社工中心的職員，及區工會員工都陸續被逮捕。這一輪鎮壓嚴重打擊了運動。中國政府還發佈了早些時候被拘留的10名學生行動者的認罪視頻。為了恐嚇學生，公安部門叫來馬克思主義學會學生，要求他們觀看認罪視頻，威脅他們，要求他們停止參加任何與工人相關的行動。12月，超過10名馬克思主義學生失蹤在大學里。
2019年，一系列逮捕繼續進行。中國南方五名勞工NGO行動者，新生代三名新媒體編輯，左翼學者柴曉明，四名勞工組織和女工組織創辦者，及一名左翼新媒體「破土」創辦者，都以尋釁滋事或顛覆國家政權罪被監視居住或拘留。學生和勞工行動者頻繁遭到公安部門不同形式的騷擾，包括持續幾個小時到一整天的審問，被施壓要求認罪和承諾不再聯繫他們的前夥伴。「白色恐怖」持續進行。
儘管抗爭的結果具有悲劇性，但佳士工人籌建工會的要求具有深刻的歷史重要性。這標誌著中國工人的政治覺醒進入新階段。當佳士工人要求在全國總工會下組建工會的抗爭失敗後，等待他們的下一步是開闢更自主的工會運動路徑。因為有以馬克思主義傳統為堅實基礎的工學聯盟，也因為工人階級意識的逐漸覺醒，中國工人對組建工會的抗爭超越了資本主義框架下的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也希望能超越波蘭團結工會的成就——後者的勝利果實悲劇性地粉碎了工人的鬥爭（參見Touraine, Gȩsicka and Denby, 1983）。如何審視過去亦影響我們如何展望未來，運動的進一步發展要求我們深入分析中國四十年來的巨大社會變遷，以及伴隨而來的階級矛盾的重新出現。
回歸階級政治
在佳士運動中，勞工運動的政治化過程不斷重新激活並賦予馬克思理論和毛澤東思想以新的內涵，共產主義革命的未來被首次公開清晰地呼喚。在三個回歸中，回歸階級政治是改革開放時代的工人抗爭最基本的內核。對佳士左翼行動者包括工人和學生來說，所有人類歷史都是階級歷史。階級政治雖然是毛時期中國社會主義轉變最重要的政治形式，它卻在改革開放後隨著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政治的譴責而被拋棄。改革開放標誌著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改變了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離棄了社會主義的歷史軌道。經過四十年的改革，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擁有超過兩億八千多萬農名工，九千萬國企下崗工人和每年數百萬加入新工人主體的大學畢業生。「世界工廠」指的不僅是中國在全球生產中所具有的巨大產能，也是全球資本主義通過擴大再生產，把非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生活納入到全球化的結晶。
在改革開放早期，市場化成為了主導，中國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跨國資本，特別是來自香港、台灣、韓國、美國和西歐的資本。中國嵌入21世紀全球經濟的過程，同時也是新工人階級的產生和再生的過程。從自在階級走向自為階級的過程里，中國新工人的抗爭不僅重塑著中國階級關係的未來，也同時影響著全球的階級關係未來。在今天，在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口號之下，中國社會越發資本化和威權化。中國夢最新的表達形式是試圖從「中國製造」轉向「中國創新」。這種對資本主義的設想如何新穎，都仍是建立在資本積累和剝削工人的基礎上的。內嵌在長達四十年的改革之中的，是曾以終結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為目標的中國革命的內置矛盾。
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新」
2001年，中國實現了加入WTO的目標，意味著中國終於成功完全與全球資本主義系統接軌。此後，隨著結構性改革，中國社會的商品化程度顯著加劇，土地、自然資源、勞動力和公共服務都不斷被商品化。非常清楚的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改革的每一步都是由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干預的結果：國家有意識地引入外資投資，設立經濟特區和工業城鎮，提供科技支持及高質量的基礎設施，也保證供應大量的低薪、受教育的技術工人。為了拓展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以消化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新一代的權威式領導者在「中國夢」的推動下，大力扶持國有企業，做強做大，走向世界。
全球資本主義內核的興衰亦推動著中國改革的不斷深入。以科技創新為名所進行的經濟升級成為唯一的選擇。2015年，中國國務院發佈了「中國製造2025」規劃（國務院 2015）。李克強所勾畫的規劃目標包括，「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智能轉型，強化基礎，綠色發展，加快從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中國經濟和科技升級的目標直指美國，與之競爭，挑戰冷戰後美國在全球秩序中的帝國霸權位置。這是中美貿易戰的背景。
中美貿易戰的不斷惡化無法通過兩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的談話解決。因為資本積累的邏輯及控制全球資源和市場的競爭，貿易戰是全球資本主義競爭和危機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大眾媒體給我們看到的只是兩國之間的貿易戰，更糟糕的是，主流媒體還把中國工人和美國工人對立起來報道，而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對兩國工人階級的影響完全被忽視了。
中美貿易戰加劇勞資衝突
中美貿易戰進一步深化了勞工和資本的衝突。在這次「全面挑釁」之前，美國已經對中國實行了兩項制裁，主要針對無機化學，電動機械設備和光電設備，鐵道車輛及設備，航空橡膠等——這是美國政府對「中國製造2025」的高科技產業的明確反擊。不僅如此，所有中國與美國有貿易順差的產品都將遭到制裁，包括礦物、日常必備品、塑料和玻璃。一旦美國開始實行新的制裁，中國的製造業，不論是高端科技還是低端科技，都將受難。隨著各方升級，受影響的產業範圍也越來越廣，包含基礎日常必需品，從輕工業到機器製造業。貿易戰對中國工人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首先，對中國製造業的制裁會加速在中國東南部外資的外逃，進一步壓榨中國工人的工資甚至他們的工作。其次，中國取消對美國農產品的貿易關稅會影響到中國農民的生計，使更多農民不得不到城市找工作。貿易戰製造了一個陷阱，使得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與中國農民對立起來。特朗普政府若採取強硬措施，增加對中國工業產品的關稅，那中國工人將受到傷害。但諷刺的是，如果美國政府妥協，又會導致中國政府為美國農產品進一步打開市場，這又損害了中國農民的利益。中美貿易戰陷入了一個怪圈中，不斷損害中國新工人階級，而構成中國新工人階級的主體構成的主要部分大部分又都是農民。佳士運動正是在這樣的矛盾中產生。
中國新工人階級的激進化
中國製造業危機沉重打擊了中國工人階級，直接影響當下及未來的勞工鬥爭。根據網絡統計，2010年以來的勞工抗爭數量急劇增加，珠三角則是抗爭主要發生地。不斷加劇的不平等使得中國工人開始意識到，面對不同利益團體編織起來的權力結構——如，不同國家的競爭，GDP至上主義，及資本與政府的合謀——任何有權力的人都不會關心工人，除非工人能組織起來，組建真正屬於他們的工會，保衛他們的法律權益，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從這一角度看，佳士工人發動的這一場組建工會的鬥爭，並不是少數激進工人一時興起的單一行動，而是因應長期未能有真正代表中國工人的組織的直接不滿。工人逐漸意識到，經濟層面的需求是重要的——如要求漲工資，要求合理的賠償和安置，要求交社保和住房公積金——但如果沒有真正屬於他們的階級團結的組織，在這些領域抗爭的任何成功最終會歸於零。
歸結起來，新一代中國工人經歷著更深刻的無產階級化的過程。這意味著，在生產線上，在工廠，在工人宿舍，在工人經歷著他們複雜而矛盾的生活之處，階級政治重新回歸。在日常生活里，在生活和工作空間里，新的勞工階層正在用各種行動為爭取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而努力抗爭。農民工所採取的集體行動清晰指明，「激進」化的過程不斷推進，是勞資衝突引發了工人對籌建工會的要求，具體例子包括2010年廣州本田罷工，歐姆電子廠罷工，及2014年裕元罷工。新一代工人堅持提出合理合法的民主需求，為組建代表他們自己利益的組織而發聲。
組建工會組織的鬥爭和努力不斷升級，同時也遭到中國政府的嚴厲打擊。國家鎮壓帶來的只是集體行動的暫時平息，對學生和工人的逮捕並不會讓階級矛盾消失，只是會讓鬥爭的策略和方向都越來越清晰和堅定。在佳士運動中，我們看到，國家鎮壓沒有嚇退學生支援團。相反，這使得更多學生左翼群體——他們中大多數屬於大學的馬克思主義社團網絡——堅定地與工人站在一起。
回歸馬克思共產主義
中國在後毛澤東時代所創造的嚴重階級不平等挑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霸權意識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的是社會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模式的現實的混合體。這種混合的意識形態之虛偽使之無法在現實面前自圓其說，被宣揚的主義與現實之間的脫節引發學生行動者批判性地反思：到底是什麼導致了現有體系中持續存在的階級不平等，真正共產主義的將來意味著什麼。要理解什麼是馬克思共產主義，需要繞個彎子，通過雙重批判來理解：一是要批判性地面對鄧小平的否定毛澤東共產主義的改革開放意識形態，第二是批判現存階級不平等，批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回到馬克思主義社團學生所呼籲的真正的共產主義。
當社會分化越發嚴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必然受到挑戰。受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經典訓練的學生批判現有的生產關係，也批判官方意識形態與剝削工人的社會現實之間的背離。2009年，建築工人在學生行動者的支持下，在北京總工會門口示威，要求組建工會。近年來，左翼知識分子和學生也積極地參與支持新工人抗爭的行動，特別是在剝削尤為嚴重的時期，例如富士康工人跳樓自殺事件發生時。許多參與了調查富士康工人工作條件的學生，培養了深刻的階級感情和認識到工人組織的重要性。對蘋果和富士康工人的聲援主要有兩方面的訴求：工人自主組建工會和反對使用學生工。到了2018年夏天，大學生積極加入工人，反對警察暴力阻止工人組織工會。佳士運動則是對這類學生-工人聯合抗爭的延續。
佳士運動剛開始時，南京和北京馬克思學生社團的學生積極地支援工人，協調各方左翼力量——如左翼知識分子，社交媒體行動者和國有企業下崗工人，請他們要麼到深圳工業區去，要麼在他們所屬地發聲支援。這些協調行動引發了政府對學生的數輪鎮壓。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前主席邱占萱和學會其他同學在五一期間外出打工實踐，卻被警察抓捕，他失聯後，其他學生將他寫好的自白書公開發表。在文章中他描繪了自己如何開始轉向左翼，如何發展出階級意識和政治願景。他寫道：
在上大學後很長一段時間我才明白，這就是階級的差別。因為我三爸家裡窮，往往第二天還要上班，他就不可能像我父親一樣玩到晚上2、3點，也不可能一晚上輸掉近千塊錢還無動於衷。
當時我產生了一種很樸素的人道主義…後來到工廠裡，忙碌的流水線邊，過了今天看不到明天的生活，才讓我切身體會到什麼叫制度性的壓迫！什麼叫結構性的不公！
——工人們累死累活十二小時，勉強供房貸和孩子上學，一面又小心翼翼不敢生大病；老闆坐擁黑皮座椅和裝潢華麗的辦公室，僅僅憑借著廠房機器和啓動資本就能讓工人做牛做馬，兩大階級的對立現實地橫在眼前。
由此看出，像邱占萱這樣的學生，他們對中國社會階級差異的理解不僅是從馬克思經典著作中得出，也是從他們自身生活中體驗到的。而在工廠工作的經歷更使他們發生巨大轉變，使他們勇於挑戰中國現有不平等的體制。這份堅定使他們在因支援佳士運動被捕釋放後，依然無畏懼地挑戰警察權力。
第一天，他們把刑法中關於顛覆和煽動顛覆的條款列印出來，讓我讀出來給他聽，說這就是你的罪名……
第二天，我剛走近房間，就被扇了五個耳光，鼻血灑在地上。一個胖警員很惡心地說，我對你產生了「性趣」，我要好好研究你之類的話，企圖對我施壓。
第三天，他們把藍牙音響放在我耳邊，強制我聽了三小時十九大開幕報告，讓我談對煽動顛覆的看法。
第四天，一個警員把我剝得赤條條，讓我上半身趴在桌子上，屁股撅開給他看有沒有「藏錄音筆在裡面」。
第五天，學工老師第一次出現，費盡口舌勸降。
……迫害越深，打擊越大，記在心頭的仇與恨就會更多一份…但是馬列毛主義真理不在他們一邊，億萬受苦受難的人民大眾也不站在他們一邊。正因為心虛和恐懼，官僚資產階級才不得不依賴於暴力機器的鎮壓。
終於有一天，理論結合實踐，社會主義結合工人運動，會形成鋼鐵般地洪流，把這腐朽的、落後的、反人民的國家機器徹底衝垮！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要勇當急先鋒，把自己鍛鍊成一把插入敵人心臟的尖刀！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奈爾，就一定會實現！
這些學生因為支持佳士工人抗爭遭到國家機器壓迫，但他們卻因此更加堅定了對馬克思共產主義的信仰。2019年五月三日，另一位來自北京大學的學生行動者沈雨軒，在一篇題為〈願我們堅強如鐵，無懼鐵窗手銬〉的自白書中寫道：
就因為我是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的成員，而這在北大就是原罪。不僅如此，我竟然還敢支持塵肺病工人維權，聲援深圳佳士工人組建工會的鬥爭，希望重建「工友之家」來為校工說話，甚至發文章抨擊學校強制同學休學，真是罪上加罪！……
同學們、工友們，我們本不該如此生活，剝削和壓迫不是亙古長存。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唯一的出路，攜起手來，創造新生！
學生暑期在工廠工作時所經歷的徹底的階級不平等，及中國工人的階級意識的逐步提升，都促成了對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回歸。當年輕的中產階級用他們父母的積蓄環遊世界、購買奢侈品的時候，在不同產業里，工人階級家庭的學生或有較高理想的學生要麼在打工以賺取日常開銷所需，要麼在經歷著工人階級的悲慘生活，要麼兩者皆有。這就導致相信馬克思主義、挑戰官方意識形態的學生產生深重的歷史矛盾感。而國家機器，站在資本的立場上，以維穩為第一要務，暴力機器對他們的鎮壓使得他們更渴望對真正共產主義的信仰。
回歸毛澤東的群眾路線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為了燃起創造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想象，毛澤東的鬥爭理論讓學生產生了共鳴。對於毛主義者來說，當今的社會，資產階級已經是歷史主體了，他們在黨內掌權，並把自身變成「階級政黨」。階級政黨是階級鬥爭的產物或後果，因此毛澤東堅持不懈地用「繼續革命」來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的群眾路線與強調「自主運動」或 「超越政黨的政治」的歐洲左翼政治截然不同。
不同於西方的新左翼，我認為左翼政治核心理念——共產主義，是無法從第一世界視角形而上的形式中得到救贖的，而只能從天使與魔鬼俱存的第三世界的階級視角出發，從第三世界運動發展的辯證過程中得到重生。佳士運動表明，中國左翼行動者瞄准了真正的敵人，而不是簡單地把「共產主義的失敗」歸結於組織形式或政黨本身的問題。 他們組織嚴密，首先挑戰了資本，即工廠管理層，接著挑戰了當地警察和地方國家機器，這也導致大規模拘留和逮捕。他們不斷回到基本問題：「什麼是共產主義革命？」敵人是誰？目標是什麼？取得革命目標的方法是什麼？為回答這些問題，他們引用毛澤東1919年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和1926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誰是民眾？
我們是農夫。我們就要和種田的同類，結成一個聯合……
我們是工人。我們要和我們做工的同類結成一個聯合……
我們是學生。……我們已到了二十世紀…
我們是女子。我們更沈淪在苦海！……我們要進行我們女子的聯合！
這一論述是中國共產黨所依賴的群眾路線的基礎，逐步演變成黨的群眾政治：「一切為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群眾路線不同於一般的政黨路線，它不僅是政治口號，也是對有機革命政治的確實描述。
1919年五四運動結束後，作為工人階級先鋒、帶領群眾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中國共產黨在與日本和國民黨交戰之前，其組織形式既有活力又多樣，最常見的組織形式包括，學生團體，夜校，進工廠，建工會，農民聯盟，及婦女團體等。比如，進步知識分子和學生在大學里建立馬克思學會。來自北京大學的學生，如鄧中夏，為北京郊區二七廠的鐵路工人創建夜校。鄧中夏與工人領袖一起組建工會，組織工人鬥爭，這也標誌著由馬克思主義團體所參與的工人運動在中國的誕生。與此類似，毛澤東到知名的安源煤礦區，在那裡，煤礦工人焦急地盼望著組織抗爭運動。左翼學生走進工廠組織工人，從而形成了一套革命傳統基礎原則，即「與工人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把自我改造成工人，構成了以改變社會為目標的工學聯盟的身體政治。
2018年12月26日，佳士聲援團代表到韶山紀念毛澤東誕辰。參加了紀念儀式的學生要麼被抓，要麼被大學驅逐。毛澤東所採取的革命方式不單是列寧的政黨路線，而且是群眾路線。這也是佳士聲援團推崇的，他們呼籲學生、工人、農民、左翼網民、退休幹部、記者、藝術家和所有的行動者支持佳士運動。對很多參與了佳士運動的學生來說，1949年的中國革命不是共產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點。相反，1949年意味在新時代進行持續革命的新開始。從根本上說，1949年的中國革命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它是「一國社會主義」的產物，它被新世界秩序里的強大資產階級國家所包圍。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國家統一，驅逐了帝國主義勢力，但還未實現向共產主義的真正轉變，其中就包括在終極共產社會中黨國體制的「自行消亡」。
研究毛澤東思想專家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曾經指出，毛澤東發展出了革命的辯證法理論。毛澤東的革命辯證法有益於，「把人類、社會和宇宙理解成永不停止的、永不終結的變動，這與蘇聯思想沒有關聯，也是毛澤東主義的核心思想」。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展開，毛澤東把對抗力量的理解區分為「階級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群眾路線和階級鬥爭一直與社會主義建設交織在一起，構成其基礎組成部分。毛澤東的持續革命不只是簡單地為了消滅內部敵人，也是呼籲進行深入革命，以解決人類內部及人與自然的矛盾。
如果中國革命尚未完成，且沒有持續的運動使之完成，資產階級力量就會以各種形式重生。在中國，特別是今天，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對立以歷史上存在過的官僚與群眾的矛盾形式重現。實際上，這些衝突本身就是階級矛盾。正是在這一歷史脈絡下，佳士運動應運而生，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左翼學生稱呼自己為「毛主席的好學生」。在佳士運動中，行動者認真地實踐著以群眾路線為基礎的組織形式：這些左翼學生進入工廠，與工人一起學習和生活。他們與工人保持良好聯繫，成立工人中心，在工業區工作，運營法律權益培訓項目及文化賦權項目。與此同時，他們在大學里成立馬克思主義學會，招募新學生，把他們送到工業區。在那裡，學生要麼進入工廠工作，要麼與工人活動中心連接起來。他們信仰馬克思共產主義和運用階級分析，這構建和支持了他們在不同層面進行組織（multi-site organizing）。
首先，佳士鬥爭中湧現出來的青年工人們深知工人階級的處境——處於社會底層並且受盡壓迫，也深知本階級的真正出路——團結反抗……
其次，佳士鬥爭是一次左翼力量的大聯合，是社會正義力量的大聯合。新工人、左翼學生、老工人、老同志、公益人士、勞工維權人士，一切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支持工人權益的人們，都在這次鬥爭中聯合起來了……這樣大規模的聯合，是近幾十年來的首次。
再次，佳士鬥爭產生了佳士工人聲援團這樣的團體，它是左翼聯合的具體成果。聲援團秉承著「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聲援團」的原則……
新的一年里，佳士工人聲援團將與一切受壓迫群眾一起，共同戰鬥到底！
這種自覺的組織雖然已遭到鎮壓和終結，但還遠說不上壽終正寢。如果模仿早期共產主義者創立夜校那樣的做法，通過運營工人活動中心或勞工NGO以支持工人維權鬥爭，這一條路已經不可行，如果佳士工人要求在總工會的領導下組建工會的努力也失敗了，這也終結了他們通過黨國工會系統進行合法鬥爭這一策略。雖然大多數學生行動者都遭到壓迫，但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工作的原則堅實地扎根在學生行動主義中。只要階級衝突依然存在，毛澤東依靠群眾路線的組織方式就注定會重現。
結語
今天，共產主義理念看起來已經煙消雲散，但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奮鬥並沒有消失。為共產主義奮鬥是佳士運動的歷史淵源，組建工會的要求就是其表達形式。工人和學生行動者挑戰官方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而導致他們被抓捕。但更重要的是，工人和左翼學生的聯合已經形成。今天，中國社會在經歷了飛速經濟發展、資本壟斷和不斷擴大的財富差距之後，晦暗不明的未來，使得公共話語常常把中國年輕一代描繪成被挨打的一代。但在佳士運動中，一群積極加入工人運動的進步青年出現了。佳士聲援團成員都是九零後學生。他們持有左翼政治理念，堅決放棄他們所接受的精英教育所給予的特權，選擇進入工廠，成為生產線上的工人。這些學生利用暑假時間，到工業區支持工人運動。他們的行動重新召喚工人與學生的團結，這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的激進左翼運動的傳統。
佳士運動開闢了工人運動新的歷史篇章，它的意義在於讓左翼政治重新出發，讓革命者站在新的起點上繼續開闢道路。回歸階級政治、回歸共產主義和回歸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為中國工人和學生的左翼運動奠定基礎。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和階級政治的新活力超越了公民社會和勞工NGO的框架，重塑為超越資本主義、邁入真正的共產主義而進行勞工抗爭的未來。
日期｜8月24日
文｜潘毅
圖｜Jin
希望我们能一直站在一起，面对路的尽头。
我们联合！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Workers, Women,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Third World People being repressed and exploited, We Unite!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from Brazil!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我不是我
我和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