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與學生聯合所爆發的政治影響力，讓當時的知識界特別是左翼知識分子深受震撼和鼓舞，他們越來越意識到與群眾結合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在五四運動中，以前躲在象牙塔中的知識分子，現在不得不走出來，投身到工人運動中。
一、引言
五四運動爆發一百年了，這一百年來各個思想流派基於自身學說立場對這場運動提出了種種解釋，然而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中曾扮演的關鍵作用卻在諸多解釋中日漸淹沒，學生與知識分子成為歷史聚光燈下的主角。假如我們忘卻了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中爆發出的驚人能量，那麼我們將無法對五四運動的歷史進程有完整的認識，我們將無法理解五四運動所包含的思想與實踐的雙重面向，我們也無法理解五四運動後期曾團結在新文化運動旗幟下的各派知識分子的迅速分化，更無法理解五四運動後共產主義運動的迅速崛起。
從認識論來說，五四運動已經習慣性地被劃分為二：新文化運動和愛國學生運動。八〇年代，李澤厚在提出啟蒙與救亡的線性歷史分析中，不無遺憾地認為由知識分子主導的一場理性的啟蒙運動，由於歷史的需要，迅速地轉向愛國救亡運動，從而催生了共產主義這個早產兒。近年來，汪暉和賀照田在不同的語境下，嘗試彌補這種二元論述，重提文化和政治之間的有機結合，同時也突出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和多元選擇。五四運動的主角，也就只能是知識分子與學生了。
我們大膽地提出，十九世紀的中末期以降，中國逼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參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何改變歷史的運動能量，都不可能是知識菁英。而五四知識分子難能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們在短暫的文化運動後，沒有停留在象牙塔里自娛自樂，或者以「精神導師」的批判狀態出現，對著社會運動指點江山。相反，他們奮不顧身地投身到群眾運動，尤其是工人運動中自我改造，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也就是說，能夠連接新文化運動和愛國學生運動的橋梁，不是知識分子自身，而是自我改造的學生和工人階級緊緊地結合起來。
今天，我們疏理五四時期的工人運動與工學聯盟實踐，重新評估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地位，同時激活五四時期工學聯盟的思想及行動資源，為今日中國之工運、學運、女權運動提供啓發。
二、從同情勞工到「勞工神聖」
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殖民侵略進入中國，中國傳統社會開始逐漸解體，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手工業逐漸被破壞，同時資本主義經濟產生、發展起來。十九世紀下半期，中國近代工業開始產生，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也逐漸發展壯大，「到五四運動時，全國的產業工人已達到二百餘萬，加上已經捲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城鄉手工業工人、苦力運輸工人、商業和服務行業職工、農業僱工等各種非產業工人，全國工人階級隊伍的總人數，當在兩千萬人以上」（劉明逵、唐玉良《中國工人運動史》）。
五四運動之前，中國知識界已經察覺到了這個新生的無產階級的存在，但是還未充分意識到這一階級的政治潛力，因此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主要通過工人調查報告和工人文學對工人階級的悲慘境遇進行描述和揭露。其中的代表作是李大釗對於北京人力車夫和唐山煤礦工人生活狀況的記述，在對唐山煤礦工人生活狀況的報道中，李大釗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礦工的生活條件連礦上拉車的騾馬都不如。
1918年11月，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表題為〈勞工神聖〉的演講，這次矚目的演講使得「勞工神聖」的口號與「德先生」和「賽先生」齊名。在這次演講中他說：「此次世界大戰爭，協商過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麼人！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他高呼：「我們不要羨慕那憑借遺產的紈絝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乾修的顧問咨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
演講雖然名為「勞工神聖」並且歌頌了勞動的價值，但其歌頌的原始動力不在於像共產主義那樣完全聚焦在勞動的創造力。勞工之所以神聖，是因為他們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且使得中國成為「戰勝國」。要知道，中國並沒有派兵參與戰爭，但卻因為派遣了工人去修鐵路被當作是參與，而這又使得中國因此躋身「戰勝國」的行列，可以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因此，勞工之所以神聖，首先是因為他們是華工，並且象徵著在世界秩序中屬於弱勢的中國，而他們在此刻以戰勝過的姿態「一雪前恥」。也就是說，勞工之所以神聖，是因為他們帶來了民族解放及反帝國主義的光環。當勞工第一次以神聖之姿而不是螻蟻之姿登上了中國歷史的舞台，其實是因為他們在當時的政治經濟位置。
儘管在五四運動之前鮮有知識分子與工人結合的實踐，但是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思索工人的啟蒙教育問題，這得益於十月革命的勝利在中國知識界造成的震動。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進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熱烈支持者，他們認識到工人階級所蘊含的社會革命力量並開始探索工人階級的啟蒙教育問題。1919年2月李大釗寫了一篇叫作〈勞動教育問題〉的文章，專門論述工人自發鬥爭的局限性和對勞工進行教育的必要性。
三、從學生運動到群眾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伊始，主要是由進步學生和知識分子參與的學生運動，還沒有廣泛的群眾參與，6月3日北京政權對學生的大規模抓捕，終於激起了群眾的普遍激憤，促成了工商界與學生的聯合行動。6月5日上海爆發了持續一週的工人罷工和商人罷市，這標誌著五四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從學生運動發展成為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的強大壓力終於迫使北京政府對為時一個月、僵持不下的學生抗議行動作出讓步，政府做了公開道歉，釋放了被捕學生，並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撤職，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群眾運動對於五四運動進程的重要作用，在上海學聯發布的《告商工界同胞書》中可見一斑，「學生聯合會對於此次救國運動，雖奮起在先，而決不敢居功，何也？學生罷課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對待日益嚴厲。乃商界罷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學生釋；工界罷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陸去。……是故救國之業，學生可以鼓吹，而實行之責，實在我商工界同胞。」（《民國日報》1919年6月13日）
五四運動中的工人罷工有著深遠的歷史影響，它是中國工人的第一次政治性罷工，罷工的目的不是為了增加工資和改善待遇，而是對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議，這次罷工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作為有覺悟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上海工人罷工首先發生在日屬棉紡織廠，但不久便波及到造船、市政、印刷、煙草、運輸等行業，總參與人數約為六至十萬。罷工很快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杭州、九江、天津以及京奉和京漢鐵路工人，其他許多城市的工人也參加了集會和示威。五四以後，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日益受到社會重視，標榜代表工人利益的工界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工人階級最為集中的上海，僅在1919年至1921年夏就出現了二十餘個工人團體，1922年又出現了十多個（李家齊《上海工運志》）。
群眾運動與學生運動的聯合所爆發的政治影響力讓當時的知識界特別是左翼知識分子深受震撼和鼓舞，他們越來越意識到與群眾結合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在五四運動中，以前躲在象牙塔中的知識分子，現在不得不走出來，投身到工人集體中，五四運動後，新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必須自我改造，同時制定教育民眾、組織民眾的長遠和廣泛計畫。中共早期工人運動的領導者李立三在罷工爆發後不久寫道：「在五四運動以前幾乎沒有人認識群眾力量，到了五四運動以後，一般進步青年，便受了這個浪潮的衝擊，認識國民革命前途，必須喚起廣大的群眾來參加，尤其是工人群眾。」（《時事新報》1919年6月11日）那些捲入五四運動潮流的青年人迅速被吸引到國民革命中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早期主要成員都是五四運動的參加者。
如果說巴黎和會和《二十一條》從反面戳破了中國青年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政權的幻想，從而推動了反帝反封建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興起的話，那麼五四時期的工人運動則從正面展現了中國工人階級所蘊含的革命潛力，推動了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投身於工人運動的組織和動員工作。
四、工人組織與動員的實踐
五四運動結束以後，左翼知識分子紛紛投身於工人組織與動員的實踐，其主要方式是開辦工人學校和創辦通俗刊物，通過文化教育的方式喚醒工人們的階級意識，引導工人階級開展工人運動及鬥爭。
這一時期，各地的共產主義者出版了許多工人小報，包括北京的《勞動音》週刊、《工人週刊》，上海的《勞動界》週刊，廣州的《勞動者》等。這些刊物介紹國內外勞動事件，揭露各地工人受奴役受壓榨的生活狀況，同時宣揚「勞工神聖」、「工人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等觀念，號召工人組織工會、團結起來進行鬥爭。但是由於當時工人普遍文化程度很低，大部分是文盲，這些刊物所起到的宣傳作用相當有限，同時由於經費問題也未能長期維持，因此未能在工人中間起到廣泛的宣傳鼓動作用。
這一時期更為有效的動員和組織方式是各類工人學校。北大學生鄧中夏等以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的名義，在鐵路工人聚集的北京長辛店開辦勞動補習學校，學校除了教授各類科學文化知識以外，還講授社會現實和工人鬥爭，培養出一批工人骨幹，並成立了名為「工人具樂部」的工會組織，將長辛店的鐵路工人團結起來。上海的李啟漢也借助工人遊藝會和工人補習學校啟發工人覺悟，幫助工人籌組工會。工人學校這種文化教育的方式，由於既可以迅速拉近同工人群眾的關係，贏得工人群眾的信任，又能夠對工人進行初步的階級意識教育，對於當時的左翼知識分子來說被證明是切實有效的動員與組織工人的工作方式。
對於當時的左翼知識分子來說，從事工人組織與動員工作的最大障礙來自於根深蒂固的「工學界限」，這種界限一方面源於工人和學生之間籍貫、語言和生活習慣方面的差別所帶來的溝通障礙，另一方面來自於對於革命事業的不堅定和作為知識分子的「放不下身段」。例如，北京的共產黨人在向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徵求從事工人運動的志願工作人員時，最初就應者寥寥，因為大多數人認為，學生去做工人運動既無「出息」，又無「前途」，與己有損，於事無益（羅章龍《椿園載記》）。而在工人眼中，金枝玉葉的大學生不可能真正關心自己的利益，學生創辦學校的動機十分可疑，因此最初對於學生缺乏信任，對於學生所宣揚的革命鬥爭口號也將信將疑。
為了打破這根深蒂固的「工學界限」，早期的共產主義者對自己提出了自我改造的方案，提出嚴格的行為道德准則，要求做到對革命的徹底獻身和對個人利益的徹底犧牲，真正走進工人中去，做到與工人的平等尊重與雙向溝通，通過「無私和奉獻」的工作作風取得了工人的信任，消除了接近和組織工人的最大障礙。這裡最好的例子是工運領袖鄧中夏。
鄧中夏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1919年5月4日北大學生上街遊行時，鄧中夏是主要組織者，而且是衝進趙家樓點火和痛打賣國賊的學生之一。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領導下，鄧中夏、羅章龍等秘密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隨後，他投身工人運動，在北京長辛店、上海和廣東省港罷工中發揮重要的角色。求學時期，他在北大學到馬克思主義後，就決定從事工人解放運動的實踐。他到街上動員洋車夫集合攔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但僅有少數人響應，警察來後砸了車，洋車夫們就扯住他索賠。鄧中夏拿出所有的錢還抵不上損失費。校內有人見面就諷刺：「工運搞得怎麼樣了？」父親也因他參加「過激」活動中斷了接濟（馬祥林〈鄧中夏：浩氣永駐雨花台〉）。
鄧中夏並不氣餒，他總結教訓：拉洋車的屬於比較散漫的個體勞動者，且受幫會影響，真正搞工人運動還應到有組織的產業工人中去。於是，他於1920年未到北京長辛店鐵路工廠辦勞動補習學校，現代的職工運動就從這裡開始。
為了與工人一起工作和生活，於是，他在北京就學北方話，在上海學上海話，到廣州學廣東語。他在任何地方演講，都給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初，鄧中夏在上海擔負救援受難同志的工作，仍不顧過去長年曾公開活動容易暴露的危險，以化名到處奔走，甚至召集會議演講。上海的一些老工人聽後說：「您講得真好，我們聽後就想起了好多年前的鄧中夏。他就是長相比您年輕一點，口音也不大樣。」（馬祥林〈鄧中夏：浩氣永駐雨花台〉）
這些工學結合的學生，一邊克服與工人的差異和距離，一邊參與五四後各種共產主義的理論的爭辯。1924年，鄧中夏在《中國工人》第2期發表文章〉我們的力量〉，批評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國工人階級在數量上、質量上都幼稚的論點。鄧中夏舉出事實：產業工人數已達189.5萬人，有組織工人已達二十七萬人。他提出中國各階級的力量儘管幼稚，無產階級卻能成長壯大。強調無產階級一放面應該增強自己的力量，另一放面應該團結各階級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聯合成一個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國民革命及社會革命兩種偉大事業。1925年4月，鄧中夏籌備並組織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任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為響應五卅運動的號召，他組織和參與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
根據賀照田的說法，青年知識分子及學生「在面對這些社會階級時，不再只是一般性地宣傳、灌輸、啟蒙，而是著眼在他們身上挖掘革命動力，更在這裡尋找最能使他們被打動、調動的互動形式」。這種新的生活習慣，使得學生「在召喚、引導、組織這些階級革命性的同時，致力發現、發明更具有說服力、吸引力的制度形式、組織形式、社會生活形式、和可有效支撐、護持這些制度存在、組織生活、社會生活存在的文化形式」。
這種「放下身段」和對於知識分子自身關注的消除，構成了中國共產主義者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實踐上的重大差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將自己的關注點局限於知識分子或學生身上，而共產主義者因為認為革命的主體最根本的是勞動者，因此其關注點並不局限在自身，反而他們沒有將無產階級視為實現革命理想的工具，而是將自己視為改造的對象，在加入工人隊伍的過程中改造自我，在改造自我的過程中促進工人的團結與鬥爭，從而消解了知識分子在理論上作為「非革命主體」與工人之間的張力甚至敵對的可能。知識分子和學生改造自己，重塑工學關係，才能找到自己在革命中的位置，這是從五四以來中國革命的特色與傳統。
五、五四精神在當代
有人曾說，「六四以後再沒有五四」，意指在中共專制政權打壓下中國學生運動傳統的終結。然而在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之際，我們驚訝地發現，五四精神在今日之中國再次生根發芽。一批來自北京、南京、西安等地的進步學生，他們參與到佳士和其他的工人抗爭中，與工人一道控訴著資本主義化的中國社會帶來的壓迫和不公，控訴著當局的官僚和專制，這和百年以前是何其相似？而反動的專制政權在全國各地對這些左派學生肆意抓捕，又和百年以前的北洋軍閥政權有何不同？
當中國的「九〇後」青年被社會貼上「冷漠自私」、「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標籤，這些中國新一代的左翼青年卻不平而鳴，齊聚佳士現場，高擎五四精神的火炬。面對世道的不公，他們沒有選擇忍氣吞聲；面對警察的恐嚇，他們沒有一絲退縮。他們放下名牌大學畢業生的身段，走進社區，走進工廠，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一同衝鋒陷陣，一同探索中國工人從壓迫之中解放的可能，正如一百年前的先賢們一樣！
「不要問篝火該不該燃燒，先問寒冷黑暗還在不在；不要問子彈該不該上膛，先問壓迫剝削還在不在；不要問正義事業有沒有明天，先問人間不平今天還在不在。」格瓦拉的這句名言可以解釋為何五四精神直至今日依然生生不息。
工學聯盟才是五四運動真正的精神！將五四精神之薪火傳遞下去，才是對五四運動最好的紀念！
參考文獻
李家齊主編（1977）《上海工運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劉明逵、唐玉良主編（1998）《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二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羅章龍（1984）《椿園載記》，北京：三聯書店。
馬祥林（2001）〈鄧中夏：浩氣永駐雨花台〉，載《北京青年報》2001年4月29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64/145595/8827491.html
文/馬森
圖/郭佳
日期/2019年5月4日